秦漢大一統(tǒng)所鑄就的帝國，不僅將中國歷史的進程推上了第一個最高峰值，而且使中華帝國的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無論是物質(zhì)的還是精神的，秦漢文明都在當時的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在豐富多彩的秦漢文明中，韜略文明是其中的一枝秀麗的奇葩。本書分八章進行了敘說，下面對一些具有共性的和理性的內(nèi)容略作探討，以便于讀者閱讀全書。

一、德治與刑治

德治與刑治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有的君主崇尚德治，有的帝王則著意于刑治，但更多的是兼而用之。

秦始皇偏重刑治。在秦帝國創(chuàng)建之初，秦始皇和大臣李斯等人就有共識，說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只知道教化（德治），而法度不明，不能鎮(zhèn)服背叛的諸侯，不能將國家永遠傳給子孫。他認為端正法度，作為萬物綱紀，才是維持帝國基業(yè)的長久之策，因此決定普施明法，治理天下，永為法則。始皇的事業(yè)，追求急政，賦斂無度，人民不堪重負。嚴刑峻法在秦朝盛極一時，雖產(chǎn)生過一定效果，但難以持久。

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繼承了皇位，實為趙高篡權的一個陰謀。二世名義上是皇上，李斯仍然當丞相，但實權則操縱在趙高手中。趙高本為宦官，因精通獄法而被舉薦為始皇身邊的中車府令。他很早就私下交結了胡亥這位皇子，并從小就教他決獄。李斯也是由儒而法的人物，所以在始皇死后，整個秦廷一派法家氛圍，不重視教化，不體恤民眾。趙高教二世肆志寵樂嚴法而刻刑；李斯則進督責之術，教二世獨制、窮樂。二世則自言：凡所以有天下為貴，是因能得以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就可以控制駕馭海內(nèi)了。把教化和恤民拋到九霄云外。因而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稅民深殺人眾。結果，陳勝、吳廣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原擬萬世而傳之無窮的秦王朝，僅十余年而亡。

亡秦之鑒，使?jié)h初君臣心有余悸，攻守治異，成為熱門的政治話題。

最初提出攻守治異話題的是劉邦近臣陸賈。漢朝建立后，他時常在劉邦面前談論《詩經(jīng)》《尚書》等儒家經(jīng)典。聽到這些，高祖很不高興，就對他大罵道：老子的天下是靠騎在馬上得之，哪里用得著《詩》《書》！陸生回答說：騎在馬上得之，難道可以馬上治之嗎？也就是說靠武力攻取天下，不能靠武力治理天下。他認為秦王朝一味任刑法不變，最后導致滅亡。提出文武并用，是長久之術。劉邦最終接受了陸賈治國理念。

直到文帝時，政治家們?nèi)詫�這一課題感興趣。其中尤以賈誼的《過秦論》最為深刻。他認為秦之所以失天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攻守不分。說秦從戰(zhàn)國到統(tǒng)一天下，治國方略沒有改，政令沒有變，它對天下取之守之者無異。始皇在世時國家危機已顯露。當秦二世初登王位時，天下人莫不伸長脖子盼著看到好政策，正是新皇帝施仁政，收攬人心的機會。二世服喪期間就正先帝之過，滿足萬民的愿望，以仁德治天下，天下人就歸附了。如果天下人都各自安居樂業(yè)，唯恐發(fā)生變亂，即使有奸詐不軌的人，而民眾也不會有背叛主上之心，圖謀不軌的臣子也就無法掩飾他的奸詐，暴亂的陰謀就可以被阻止了。二世不行此術，卻比始皇更加暴虐無道，繁刑嚴誅，百姓窮困已極，而君主卻不加救濟，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難，所以容易發(fā)生動亂。因此陳涉不憑商湯、周武王那樣的賢能，不借公侯那樣的尊貴，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所以古代圣王深知國家存亡的關鍵：治民之道，務在安民而已。這樣，天下即使出現(xiàn)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沒有人響應，得不到幫助力量。所謂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尊貴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擁有天下，而自身卻不能免于被殺戮，這是由于挽救傾覆局勢的方法上的錯誤，是二世的過錯。

陸賈與賈誼的攻守治異論，實質(zhì)上就是以亡秦為鑒，討論刑治與德治的問題。馬上治之，就是陸賈所不贊成的極武任刑法不變，即賈誼所指的崇尚詐力繁刑嚴誅之類。而陸賈所提倡的順守行仁義，以及賈誼所說的順權施仁義就是講的守治之術，也就是德治。賈誼除有這種見解之外，還指出二世即位之際是一次正先帝之過，挽救秦朝危機的機會，若務在安民，施仁義約法省刑，可轉(zhuǎn)危為安，而二世不行此術而亡。這一論述給危政指出了轉(zhuǎn)機之術，對漢帝啟示頗多，武帝晚年挽救朝廷危機就是這一理論的成功的實踐。

西漢時期中華帝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頭等強國，皆因在治國理念上刑治與德治兼用，也就是漢宣帝所說的霸王道雜之。據(jù)《漢書·元帝紀》所載，元帝柔仁好儒，其為太子時，見父皇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因言語譏刺就被定罪誅殺。元帝對此頗懷心事，趁侍宴的機會，對宣帝說：陛下執(zhí)法過重，應該任用儒生。宣帝聽了勃然大怒，說：漢家自從有制度以來，就是霸王道雜之，為何純用德教，改用周朝的制度呢？更何況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變化，好古非今，混淆名實，不知所從，怎能把國事委托給這些人呢？并嘆息道：亂我家者，太子也！元帝還因此差點丟了繼承帝位的資格。

宣帝所言霸王道，即霸道和王道的合稱。王道就是德治之術，霸道就是刑治之術。霸王道雜之，就是指二者相輔為用。

事實上，刑治與德治，在法家和儒者那里雖往往各持一端，但在治國實踐中，是無法絕對分開的，純?nèi)蔚陆袒蚣內(nèi)涡讨味际亲⒍ㄒ�失敗的。后來，漢元帝繼位，專以王道治國，雖有古之風烈，但權柄下移、吏治腐敗，帝國衰降，實亂漢家。秦二世專以刑治之術治國，認為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結果嚴法刻刑非但未能挽救秦朝的危機，反而因此亡國喪身。是二者只能兼用，不可純?nèi)巍?/p>

刑治與德治二者應當兼用，關鍵還在于以刑治為主，還是以德治為主。始皇帝以刑治為主，德治為輔，即賈誼《過秦論》所謂先詐力而后仁義。如前所說，二世則廢王道，純?nèi)涡讨�，導致秦朝的敗亡�?/p>

兩漢以德治為主刑治為輔，是就兩漢總體而言的，但在某個特殊時段和特殊方面及事件上，也可能是刑治為主，德治為輔；或先刑治后德治。如劉邦雖以亡秦為鑒，接受了陸賈的仁義治國大略，但他在消滅異姓王的過程中，尋釁找茬，不擇手段，甚至誅殺無辜的彭越后，將其剁成肉醬，遍賜諸侯，以警懼他人。慘不忍睹，哪有什么仁義可言。漢武帝雖說獨尊儒術，而在巫蠱之禍中枉殺自己的親子，即皇太子，以沉命法鎮(zhèn)壓起義的人民，也不見有什么仁義�；傅垤`帝時的黨錮之禍殘酷打擊人民擁戴的賢臣賢士，更談不上是什么德政。總之，漢代君臣的基本統(tǒng)治術，即霸王道雜之，雖以王道為主霸道為輔，但又是靈活變通的。

這在漢代以后，大一統(tǒng)的古代中國可以說基本大多以王道為主霸道為輔，盡管多只單言王道，但霸道實附含其中，絕無單純的王道。誠如魯迅先生所說：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

二、儒術與黃老術

儒術和黃老術，作為帝王統(tǒng)治術或管理藝術的互補結構關系，形成于劉邦與陸賈討論攻守治異問題以后。儒術與黃老術的互補，在漢代既有時段性的，又有共時性的。無論時段性還是共時性，又都只是大致的區(qū)分，不可截然分開。其中的奧妙就在于不同帝王的具體運作和把握。

黃老術源于老子學說。戰(zhàn)國中后期，道家分成兩大派。一派為老莊學派，旨在追求人生處世的最高境界。另一派就是黃老學派，吸收陰陽、儒、墨、名、法諸家的長處，介入社會與政治。主張簡約易行，秉要執(zhí)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從而達到用力少而功效多的目的，即無為而治。

西漢前期，由于黃老無為思想適合于醫(yī)治長期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恢復生產(chǎn)、穩(wěn)定封建秩序的需要，以劉邦為首的統(tǒng)治者選擇了黃老術作為君人南面之術。漢初所謂蕭規(guī)曹隨，無為而治，就是典型的黃老之術的踐行。在此期間，黃老術居于支配地位，儒術處于補結構的位置。叔孫通定朝儀則是儒術補結構作用的發(fā)揮。

但是，文景時期，隨著王國勢力尾大不掉、商人豪強兼并農(nóng)民土地日甚一日，以及匈奴對漢無止境的慢侮和襲掠，無為而治已與國情不盡適應，故賈誼在《治安策》中疾呼要變無為為有為。

到武帝時，儒術取代黃老術的主導地位已是大勢所趨。武帝即位的次年，便采納丞相衛(wèi)綰建議，罷免了當年所舉賢良中治法家和縱橫家言者。接著任命好儒術的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儒者出身的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并迎儒學大師魯申公，欲設明堂等。此時，尚在攝政的竇太后，因愛好黃老之學，也要求他人尊其術，因而導致一場尊儒術與尊黃老術的斗爭。這場斗爭相當尖銳，由貶抑學術發(fā)展到權力之爭，因竇太后仗權反抗，隆推儒術的一方終于敗下陣來，罷官免職，甚或下獄自殺。

建元五年(前136)，情況發(fā)生轉(zhuǎn)機，因竇太后不能視事，武帝乘機設立《五經(jīng)》博士。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后死，武帝立即起用好儒術的田蚡為丞相，好儒術的勢力再度崛起。次年，又召集各地賢良文學之士到長安，武帝親自策問。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并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提議被采納，儒術便從此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tǒng)思想和治國大略。儒學取得了儒道互補結構中的主結構地位。

董仲舒的儒術繼承發(fā)展了《公羊傳》闡發(fā)《春秋》微言大義的治學路數(shù)，以重視闡發(fā)義理為其主要特征。他們反對拘泥于儒家經(jīng)典的煩瑣注釋，強調(diào)從儒家經(jīng)典中尋求常義，以適應時代要求而做出新的解釋，即所謂從變而移。漢武帝所獨尊的儒術也就是以董仲舒為代表所開創(chuàng)的適合于漢朝統(tǒng)治的新儒術。

董仲舒儒術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借用陰陽五行思想改造儒學理論而形成了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儒家神學體系。奉天是其體系的最高原則。人、社會、政治都可與天同類相動，都可從天那里找到天理，得到最權威的解釋，并都可以為現(xiàn)實政治服務。

董仲舒儒學神化的進一步發(fā)展，便進入了讖緯之學的階段。近人劉師培說，周秦以還，圖箓遺文，漸與儒道二家相雜，入道家者為符箓，入儒家者為讖緯。讖，是以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現(xiàn)象作為天命征兆而編造出來的隱語或預言；附圖者，稱圖讖。緯，是假托孔子用詭秘的語言解釋經(jīng)義的著作。前者導源于方士的圖箓，現(xiàn)存的《河圖》《洛書》是最古的讖書；后者主要受董仲舒以經(jīng)義倡言天命遣造說的影響。西漢成哀二帝之際至東漢讖緯流行。王莽、劉秀稱帝，都曾利用過讖緯。由于帝王的提倡和支持，兩漢之際出現(xiàn)了大批緯書，《易》《詩》《禮》《樂》《春秋》《孝經(jīng)》都有緯書，總稱為《七經(jīng)緯》，其他種類則更多。中元元年(56)，劉秀宣布圖讖于天下，將讖緯經(jīng)學正式定為官方之學。后來，其孫章帝于建初四年(79)，又召集博士和儒生于漢宮白虎觀討論五經(jīng)異同，由班固寫成《白虎通德論》(或稱《白虎通義》)，進一步把讖緯和今文經(jīng)學糅合在一起，使經(jīng)學進一步讖緯化、神學化。為這一帝王南面之術增添了更加神圣的光圈。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黃老之術是否繼續(xù)為漢代發(fā)揮過作用，是一個被忽略了的問題。其實，漢武帝時的汲黯就是位黃老派的官吏。據(jù)《史記·汲鄭列傳》所載，汲黯研習黃老學說，治官理民，喜好清靜無為，把事情都交給自己挑選出來的郡丞和書史去辦。他治理郡務，不過是按施政大指來督查下屬行事罷了，不苛求小節(jié)。他體弱多病，經(jīng)常躺在臥室內(nèi)不出門。一年多的時間，東�？ご笾危�得到人們的稱贊。皇上知道后，召汲黯回京任主爵都尉，比照九卿的待遇。他為政力求無為而治，弘其大要而不拘泥于法令條文。另外，漢武帝晚年面對社會危機，下詔罪已，思富養(yǎng)民，以及昭帝時的與民休息，也都是黃老術的兼用。

東漢初年的社會情況類似西漢初年，劉秀也采用了黃老無為之術。劉秀曾回故鄉(xiāng)章陵(今湖北棗陽)置酒作樂，席間對宗室諸母說：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柔道，實質(zhì)上是逸政。體現(xiàn)了劉秀治國謀略的基本指導思想。就是要以柔制剛，以弱制強，以所樂樂人舍遠謀近務廣德；災變不息，百姓驚惶，應行善政；北狄尚強，如果滅大敵的時機不成熟，不如讓百姓休息，等等，都屬于劉秀的逸政思想，也就是所謂的柔道。《后漢書·光武帝紀》云，起初，光武帝從戎既久，厭倦戰(zhàn)爭，且知天下疲耗，都向往安樂和休養(yǎng)生息。自從隴、蜀兩地平定后，非緊急，就不再言征戰(zhàn)之事。同時，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釋放奴婢，與民休息等等，更生動地體現(xiàn)了劉秀的逸政心態(tài)和思想。

東漢的明帝、章帝及至和帝的統(tǒng)治政策，雖時有變革，但基本上遵守了劉秀的統(tǒng)治政策。故史家評論曰：自從光武帝中興以后，至于和帝永元年間，雖有較多盛衰變化，而但各方俱存不擾，因此平民人口逐年增長，開辟疆土逐漸廣闊,達到了東漢最興盛的境地。所謂俱存不擾的統(tǒng)治術，即為劉秀的逸政、柔道，也就是黃老之術。其所獲得的最佳社會效應，也正是黃老術的奧妙之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