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歲，我產(chǎn)生了當作家的愿望。很快，這個愿望變成了我明確的志向。小小年紀就有如此愿望確實不尋常，但我認為這并沒有什么了不起。我聽說，書畫收藏家們非常年輕就開始他們的收藏事業(yè)了。最近有一次在印度，著名電影導演山亞姆·班尼戈爾告訴我，他六歲就決定要當電影導演。
　　然而，就我而言，當作家的志向多年來一直有幾分像是個謊言。我喜歡別人給我一支鋼筆、一瓶華特曼墨水和幾本新的畫線練習本（帶空白頁邊的），但我沒有寫任何東西的念頭和需要，而且沒有寫過一點東西。甚至連信都沒寫過；連個能收信的人都沒有。在學校，我并不特別擅長英語寫作，在家里，我也不編故事，不講故事。盡管我喜歡作為實物的新書，但我算不上是一個讀者。我喜歡別人送給我的那本廉價而厚實的兒童版（（伊索寓言》。我喜歡我用生日禮金買給自己的那套《安徒生童話》。但是對于其他書籍——尤其是那些被認定男生們一定會喜歡的書籍——我讀起來都有困難。
　　上學時，一周有一兩次——在第五標準班上——校長沃姆先生會給我們讀一段“柯林斯經(jīng)典”《海底兩萬里》。第五標準班是“示范”班，對學校的聲譽至關(guān)重要。由政府提供的示范名額面向島上所有中學招生。贏得示范班的一個名額就意味著不用交中學費用，還能免費獲得整個中學期間需要的書。個人和學校，都從中獲得了某種名望。
　　我在示范班待了兩年，其他聰明的男生也得如此。進入示范班的第一年，那一年也被認為是試驗年，全島有十二個示范名額。第二年是二十個。不論是十二個名額還是二十個名額，學校自身都想占適當?shù)姆蓊~，因此督促我們刻苦學習。我們坐在一塊狹窄的白板下上課，白板上用漆寫著這所學校過去十年間贏得示范名額的學生姓名。那是鮑德溫先生，一位卷發(fā)緊貼頭皮且油光發(fā)亮的老師用笨拙的筆法寫上去的。有傷自尊的是，我們的教室也是沃姆先生的辦公室。
　　他是一個上了歲數(shù)的黑白混血兒，矮小而結(jié)實。戴眼鏡穿西裝時，他舉止得體；而興奮起來時，他就是個鞭撻者，這時，他的呼吸急促而緊張，好像他才是受難者似的。有時候，也許只是為了離開喧鬧的小教學樓（那里門窗通常都大敞著，教室之間僅僅用半塊隔板隔開），他會帶我們?nèi)�滿是灰塵的院子里那棵雨樹的樹蔭里。我們會幫他把椅子搬到那里。他坐在雨樹下，就像坐在教室里他的大書桌后頭。我們站在他周圍，盡量保持不動。他低頭看著那本小小的“柯林斯經(jīng)典”。奇怪的是，在他厚實的手掌里，那本書就像一本祈禱書。而他讀儒勒·凡爾納的作品時，就像獨自在做祈禱。
　�。ā逗５變扇f里））不是課文，只是沃姆先生向示范班介紹的課外讀物。這種介紹旨在給我們一些“背景”信息，同時也讓死記硬背學習的我們休息一下（儒勒·凡爾納被認定是男生們會喜歡的作家之一）。但這種時候我們的頭腦是空白的，而且全程站著或坐著并不輕松。我能聽懂沃姆先生讀的每一個單詞，但我一點也不明白。我看電影時這種情況偶爾也會發(fā)生，但那時，我總是很享受身處影院的體驗。從沃姆先生讀的儒勒。凡爾納的作品中，我一無所獲。除了潛水艇及艇長的名字外，我對那幾個小時里聽到的東西沒有任何記憶。
　　文學是其發(fā)現(xiàn)的總和。衍生的作品可以是令人印象深刻而富有靈性的。不論長短，都能帶來快樂，都有它自己的時節(jié)。但我們總是想追溯到創(chuàng)始者。文學作品中最終起作用并且一直存在的是真正的好作品。盡管過時的形式能產(chǎn)生不可思議的娛樂效果，例如《不可兒戲》和（（衰落與瓦解》，但好作品總是那些在形式上和內(nèi)容上出新的作品。好作品會令人忽略它可能擁有的任何模式，是不可預料的；我們得抓住它的翅膀。這種品質(zhì)的寫作是沒有辦法在寫作課上教授的。
　　和其他現(xiàn)存的藝術(shù)一樣，文學一直在發(fā)展。文學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其主要形式應(yīng)該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沒有一種文學形式——莎士比亞戲劇、史詩、王政復辟時期的喜劇、散文、歷史作品——能夠在到達其頂峰之后持續(xù)很長時間。如果每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天賦總是在燃盡自我，那么每一種文學形式總是在試圖達到其所能達到的彼岸。
　　新小說給十九世紀的歐洲帶來某種新氣象。花樣頻出、在文化上更為混雜、威脅要再次像羅馬帝國時期那樣到處都是部落或民間運動的二十世紀后期需要另一種形式的闡釋。但不論其外形如何，小說仍然在模仿十九世紀創(chuàng)始者的程序，仍然靠他們創(chuàng)造的觀念為生。小說能巧妙地歪曲不肯通融的新現(xiàn)實。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小說現(xiàn)在普通而有限得可以傳授。它鼓勵眾多的小自戀，不論遠近。它們?nèi)〈�了獨�?chuàng)性，賦予小說這種形式以生活的幻想。這是時代的浮華（和商業(yè)促銷），小說繼續(xù)成為文學最終和最高的表現(xiàn)形式。
　　我得回到最初的時刻。正是因為偉大的十九世紀的成就帶來的殖民地小變化——或許是通過老師或朋友——我父親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萌生了當作家的念頭。他真的成了作家，盡管不是以一種他所希望的方式。他的作品很不錯；他的小說讓我們社區(qū)擁有了一段歷史。若沒有他的作品，這段歷史將會遺失。但來自外部、來自另一種文化的抱負和我們沒有鮮活文學傳統(tǒng)的社區(qū)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協(xié)調(diào)；我父親得來不易的小說在它所涉及的人群中幾乎找不到讀者。
　　他將寫作的抱負傳給了我；在另一個年代長大的我?guī)缀蹙鸵獙崿F(xiàn)那個抱負了。但我記得自己小時候看嚴肅文學有多困難；兩重黑暗將我和它們隔離開來。我所有充滿想象力的生活幾乎都發(fā)生在電影院里。那兒的一切都很遙遠，但同時，那個令人好奇的歌劇世界里的一切又是容易理解的。那是真正全民的藝術(shù)。我說過，如果沒有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好萊塢電影，我在精神上就會一無所有。說那話時，我認為自己沒有夸大其詞。那不能被屏蔽在這篇“閱讀與寫作”之外。充滿想象力的文學曾飽受才華的眷顧，但我現(xiàn)在忍不住懷疑，在本世紀，才華是否都流入了電影的第一個輝煌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