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作者前言 

關于本書的內(nèi)容與書名，讀者很可能會有兩個問題，即什么構成了“現(xiàn)代建筑理論”？為何選取書名中這兩個特殊年代？這兩個問題很重要，最好將其置于西方廣闊的建筑思想史中進行思考。 

歐美文化中的建筑傳統(tǒng)可以追溯到一位先父—— 馬庫斯·維特魯威·波利奧。他的這一殊榮得來相當偶然。維特魯威，眾所周知，是一位地位不高的建筑師，生活在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最后階段以及奧古斯都統(tǒng)治的初年。盡管他的建筑作品不為人知，但他游歷甚廣，先是作為尤利烏斯·愷撒手下的一名軍事建筑師到過歐洲的不少地方，后來在其生涯中的某個時期又到過地中海東部的希臘諸省份。他也是位學者，將文化的熏陶與希臘語的閱讀知識結合起來，這就使他能夠對他那個時代的建筑知識進行總結。在他的《建筑十書》中，他汲取了大量希臘的材料—— 所有這些材料后來都因戰(zhàn)爭與時間的摧殘而蕩然無存。因此，他的著作是西方唯一幸存下來的古典理論文獻。 

沒有人繼承維特魯威的宏大抱負，這就使他更顯得獨一無二。他將《建筑十書》奉獻給新登基的奧古斯都皇帝。在歷代羅馬皇帝發(fā)起的大規(guī)模營造活動中，當時尚屬早期。但在此后的4 個多世紀中，沒有其他建筑師試圖編寫過建筑教材。為數(shù)不多的維特魯威抄本在歐洲中世紀幸存下來（得益于少數(shù)基督教修道士的努力）。直到15 世紀意大利人萊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開始撰寫關于建筑的論文時，才有了另一位作家敢于沿著維特魯威開辟的道路前進。阿爾伯蒂的論文也分為十書，嘗試著在許多方面重新闡釋古典理論，因為他感到維特魯威并沒有完滿地完成這項任務。此書也與他的其他兩本論繪畫與雕塑的書一道，催生了意大利文藝復興豐富多彩的藝術成就。在阿爾伯蒂工作的一個世紀之內(nèi)，歐洲建筑將被“古典主義”這一觀念所改變。后來通過殖民化，古典主義風格最終傳播到了世界各地。 

“現(xiàn)代主義”直到最近的幾十年，都是用來概括西方建筑運動的一個術語，這場運動發(fā)端于20 世紀初。許多早期現(xiàn)代主義歷史學家認為，這場新運動的“開拓者們”已經(jīng)與往昔徹底決裂了。然而，若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的思考，這個論點就站不住腳了。關于必須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現(xiàn)代的建筑風格的爭論，可以追溯到19 世紀的歐洲與北美。另有人提出，現(xiàn)代思想實際上發(fā)端于1750 年前后興起的啟蒙運動。而今天有些歷史學家仍堅持認為，現(xiàn)代思想實際上可追溯到文藝復興和阿爾伯蒂的批判性觀點。這些關于歷史進程的爭論并無正確答案，而我選擇了1671 年，只是因為這一年法國皇家建筑學院在巴黎成立。為何這一年代如此重要？ 

法國皇家建筑學院的目標是訓練建筑師，而這項任務只能靠編纂一套理論來完成，它將會成為建筑教育的基礎。古典主義已經(jīng)從意大利的城邦國家來到了法國，這個國家在1671 年成了一個民族國家以及歐洲的一個軍事強國。在路易十四時代，法國也感覺到了自身在所有文化領域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因此建筑學院所面臨的問題是，法國是應該依然遵循意大利人對維特魯威傳下來的古典主義的解釋，還是應該闡明法國自己對于古典主義的解釋。前者是一條較為容易的路線，因為意大利的建筑理論數(shù)量巨大并唾手可得，建筑學院的首任院長弗朗索瓦·布隆代爾（François Blondel）總的來說贊成這樣做。不過，他遭遇了克洛德·佩羅的反對，他是國王指定的維特魯威翻譯者，本人也是一位重要的建筑師。佩羅提出，法國應該自由地追尋自己的發(fā)展路線，而這場爭論很快也被定義為“古今之爭”（quarrel of the ancients and morderns）。甚至“Modern”這個術語，在法國語言中也是一個相對新的詞語。盡管這場爭論由于兩人在17 世紀80 年代去世而平息下來，但在大半個世紀之后，隨著啟蒙運動的興起又以激烈的形式浮出了水面。從這一時刻開始，歐洲與北美便有了一條明晰的建筑思想線索，導致了20 世紀初關于“現(xiàn)代主義”的新論戰(zhàn)。 

這一局面也將我們引向另一個問題—— 為什么以1968 年作為這條發(fā)展線索的終點？當我于1990 年晚期開始寫作本書時，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撇開社會與政治的動亂不談，在這個十年成熟的那一代建筑師起而反抗他們前一代人的、被視為“正統(tǒng)”的現(xiàn)代主義，因此到了1970年代初，我們便采用“后現(xiàn)代主義”這個新術語了。當時人們感到，歷史又掀開了新的一頁，而當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衰竭時（通過符號學理論、后結構主義理論以及全球化現(xiàn)象），似乎預示了一條新的理論發(fā)展路線。然而，今天我對這樣一種解釋遠不滿意�，F(xiàn)代主義中的后現(xiàn)代階段，其實在建筑實踐中并沒有多少改變，總之它很快便在其手法主義中變得沉悶乏味。如果讓我現(xiàn)在確定這一轉折點，或許會選在離今天較近的時刻—— 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們都是處于一個環(huán)境中的、受到文化熏陶的生物有機體，而這一認識，的確對我們的健康與福祉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對這一觀念進行深入思考，就需要另一本書了。 

H. F. 馬爾格雷夫 

2016 年8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