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R．G柯林伍德堅持認為，歷史學家首先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他還認為，歷史的敏感性體現(xiàn)在把一堆雜亂的“事實”編造成一個看起來可信的故事的能力上，而這些雜亂的事實在未經加工的狀態(tài)下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要理解那些零碎的且總是不完整的歷史記錄，歷史學家就必須利用柯林伍德所說的“構成性想象”，它會讓歷史學家——就像讓一個出色的偵探——根據(jù)現(xiàn)有的證據(jù)以及它向能夠對之提出合理問題的意識呈現(xiàn)的形式特征，構想出“情況肯定會是什么樣子”。這種構成性想象的運作方式與康德的先驗想象的運作方式非常相似�？档抡J為，即使我們不能同時直接感知一個桌面的兩個側面，我們也能肯定桌面有兩個側面，因為一個側面這個概念本身就要求至少另一個側面與之相伴�？铝治榈轮赋觯�各種不同的可辨認的人類情形會采取一些可能的形式，歷史學家本身具有一種對這些形式的感覺，他們就是帶著這種感覺去面對證據(jù)的。他將這種感覺稱為一種探聽力，用以探聽包含在證據(jù)中的“故事”，或者探聽那埋藏在“表面”故事中的“真實”故事。他的結論是，當歷史學家成功地發(fā)現(xiàn)了隱含在大量證據(jù)中的一個故事或者多個故事的時候，他們就為這些證據(jù)提供了看起來合理的解釋。
　　然而，柯林伍德沒有看到，任何一組隨便記錄的特定歷史事件都不會本身構成一個故事；它們最多向歷史學家提供一些故事要素。這些事件是通過一些方式被編造成故事的，這些方式包括：抑制或貶低一些事件而突出強調另一些事件；描述特征，重復主題，改變格調和視角，轉換描述策略等，一句話，所有那些在小說或戲劇的情節(jié)編織中我們通常可看到的那些技巧。比如，沒有哪一個歷史事件本來就是悲劇；人們是根據(jù)某個特殊視角，或者根據(jù)一組結構性事件（所論事件是其中的一個享有特殊地位的成分）的語境，把這個事件看成悲劇的。因為，在歷史中，從一個角度看是悲劇的事件在另一個角度看就成了喜劇，這正如在社會中，從某個階級的立場上看起來是悲劇的事件，從另一個階級的立場上來看可能僅僅是一出鬧劇，馬克思就是企圖通過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事件來表明這一點、歷史事件如果被看做某個故事的潛在因素，它們是價值中立的。至于這些歷史事件最終會在悲劇、喜劇、羅曼司和反諷——借用弗萊的范疇——等故事類型中的哪一種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就要看歷史學家是根據(jù)各種情節(jié)結構或神話中的哪一種的要求來塑造它們了。同一組事件可以作為悲劇故事或者喜劇故事的構成要素，這要看具體。睛況，要看歷史學家選擇了哪一種最適于將這些事件組織成可理解的故事的情節(jié)結構．
　　這就意味著，歷史學家在處理歷史記錄的時候會考慮對事件的各類塑造問題，這些對事件的塑造類型可能被讀者看做故事。的確，他也有可能達不到預期效果。的確，沒有人會同意把肯尼迪總統(tǒng)的生平編排成喜劇，但究竟應該將其編排成浪漫劇、悲劇還是諷刺劇，卻是一個沒有限制的問題。重要的是，大部分歷史事件序列都可以按照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加以編排，從而為這些事件提供不同的闡釋，并賦予它們以不同的意義。比如，被米什萊在其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巨著中解釋成浪漫主義超越戲劇的事件，卻被同時代的托克維爾編排成反諷的悲劇。不能說他們中的哪一個對歷史記錄中的“事實”有更多的了解：他們只是對何種故事最適合他們所了解的事實具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應該認為他們講述有關大革命的不同故事是因為他們先期發(fā)現(xiàn)了不同種類的事實，即一個人發(fā)現(xiàn)的是政治事實而另一個則是社會事實。相反，是因為首先有了要講述的不同類型的故事，他們然后才去挑選不同種類的事實。對實質上是相同的一組事件的這兩種再現(xiàn)，雖說不上相互排斥卻也迥然有別，但對于其各自的讀者來說，它們似乎同樣是合理的。為什么？這僅僅是因為，對于如何根據(jù)通常特別具有歷史性、意識形態(tài)性、審美性和神話性的要求去編排大革命的情節(jié)，歷史學家和他們的讀者具有某些共同的先見。
　　柯林伍德曾經指出，如果一個人不熟悉在我們文化中被視為“悲劇”的各種情形，你就永遠不可能向他說明白何謂悲劇。任何一個講授或學習過通常稱為“西方文明”或“西方古典文學導論”等綜合性課程的人都清楚柯林伍德指的是什么。除非你對悲劇、喜劇、羅曼司和反諷情形的類特征有所了解，否則當你在文學文本中遇到它們的時候，你不可能將它們識別出來。但是，歷史情形并不像文學文本那樣融人了內在的意義。歷史情形并非本來就是悲劇的、喜劇的或羅曼司的。它們可能本質上是反諷的，但我們沒有必要按那種方式來編排。為了把悲劇情形轉變成喜劇情形，歷史學家要做的不過是轉換視角或改變感知的范圍。無論如何，我們之所以把歷史情形看做悲劇或喜劇，就是因為這些概念是一般文化遺產尤其是文學遺產的一部分。一種特定的歷史情形應該如何進行塑造，這取決于歷史學家在把一種特殊的情節(jié)結構和一組他希望賦予某種特殊意義的歷史事件加以匹配時的微妙把握。這實質上是一種文學的亦即虛構創(chuàng)作的運作過程。稱之為文學虛構決不是貶低它作為提伊某種知識的歷史敘事的地位。因為，不僅用以把歷史事件構建成某種特殊故事的前類情節(jié)結構在數(shù)量上是有限的，就像弗萊和其他原型批評家所指出的那樣；而且，根據(jù)這類情節(jié)結構對事件的編碼也是一種文化理解其個人和公共過去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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