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入華傳教士關(guān)于中國的歷史文獻在清代的外文文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僅研究西方漢學若不從此入手,就無法掌握和真正了解西方漢學的來龍去脈及其知識演化和變遷的內(nèi)在原因,同時,研究中國明清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若不掌握入華傳教士的相關(guān)文獻,也無法進入其歷史的內(nèi)核。多年來,國內(nèi)這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間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上,直接研究外文原始文獻和檔案的較少,翻譯出版的史料也很有限,這或許是該領(lǐng)域的研究總是進展緩慢、鮮有創(chuàng)造的一個原因。
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大象出版社和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合作,自1999年起組織出版了由任繼愈先生主編的“國際漢學研究書系”叢書,從基本文獻的翻譯入手,分三個系列向國內(nèi)讀者介紹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過程。本書系已被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列為“十五”期間重點圖書出版項目,目前已陸續(xù)出版十余種。在繼續(xù)致力于這一書系組織出版的同時,為配合國家清史文獻的整理出版,我們將部分有關(guān)清代傳教士著作和文獻的譯著,從這套書系轉(zhuǎn)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的“編譯叢刊”中出版,特此對讀者諸君作一說明。
學術(shù)乃天下公器。清史纂修,世紀大事,我輩能參與其中,為之盡心,足矣!
第二章 張誠在韃靼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旅行中俄《尼布楚條約》
17世紀末葉,俄國人加緊了對東西伯利亞的征服。為了鞏固這些被征服地區(qū),他們在中國和北西伯利亞游牧民族之間的邊境線上構(gòu)筑堡壘。因此,滿洲人和喀爾喀人都感到了俄國人的威脅。
俄國大使戈洛文(Golovine)于1687年到達色楞格斯克,以著手與中國皇帝進行和平談判。由于康熙皇帝選派的談判代表無一人懂外文,而俄方代表既不懂漢語又不懂滿語,于是皇帝要求在宮廷中服務的傳教士在談判期間擔任翻譯。
不幸的是,因蒙古瓦剌部與清朝之間的戰(zhàn)爭,路途受阻,中國使團無法到達談判地點。這支蒙古軍隊的首領(lǐng)噶爾丹試圖吞并蒙古喀爾喀部,喀爾喀部則向清政府尋求保護。得知這一不利的消息之后,康熙命令中國使團所有人員返回北京。
在和解的初次嘗試受挫后,俄國人敦促清廷盡快解決邊境爭端?滴趸实圻x擇尼布楚而非色楞格斯克作為新的談判地點。
關(guān)于張誠在此次條約談判中所起的作用,我們擁有第一手的文獻資料。首先是《張誠日記》本身,收入杜赫德所著《中華帝國全志》。其次是徐日異的日記,完成于1690年1月10日,即他從尼布楚返回3個月之后,1961年由耶穌會士若瑟·塞比斯神父出版。徐日異日記的葡萄牙文本出版時附有題為Diary of Thomas Pereira的英譯本。塞比斯長期研究《徐日昇日記》,并經(jīng)常拿《徐日昇日記》與杜赫德公布的《張誠日記》相對照。杜赫德曾對來自中國的文字材料作了一些修飾,這一點不容忽視。
俄國全權(quán)代表戈洛文的正式報告從來沒有全文發(fā)表過,塞比斯在撰寫其著作時也不可能讀到戈洛文的正式報告。實際上,1912年葛斯頓·加恩(Gaston Cahen)已在外交檔案中發(fā)現(xiàn)了這份報告,他和普拉斯科維亞·季卓諾夫娜·雅科夫列娃(Praskovia Tichonovna Yakovleva)對此均有利用。另外,塞比斯披露1958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有關(guān)這一條約的書,即雅科夫列娃所著《1689年第一個俄中條約》。
顯然,對于這一課題來說,除了條約正文本身以外,沒有什么比塞比斯的這部著作更值得一讀的了,作者不僅采用了《徐日昇日記》的文本,并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資料異常豐富。我們在此只簡要地提一下張誠和徐日昇的敘述。
按照米夏耶爾·恩·巴夫洛夫斯基的看法,在今天看來,張誠的作用并非像其所要使人們相信的那么重要。
張誠受命于路易十四進行地理和天文觀測,因此他在日記中標出自己所經(jīng)過的所有地點及其經(jīng)緯度,在這一意義上,《張誠日記》與《徐日昇日記》是不同的,兩人對某些事件的解釋方式不盡相同。徐日昇向他的上級敘述了他們各種各樣的活動,張誠記下了所有對科學有用以及可供發(fā)表的東西,而徐日昇所記錄的俄國人與中國人討論條約的細節(jié)是專門提供給他在羅馬的會友保存的,并未打算公開。
根據(jù)葛斯頓·加恩的觀點,“俄國大使的官方日記對張誠的一些說法有所證實或修正”。
由于中國人和俄國人之間沒有通用的交流語言,因此這兩位耶穌會士擔任談判翻譯。俄國談判代表懂得拉丁文,兩位耶穌會士當然也懂得這種語言。這兩位耶穌會士的角色并不明確,但早已超出了單純翻譯的范疇。因為徐日昇接受了康熙皇帝的全部囑托,他熟知皇帝的意愿并保證使之付諸實施,可以說他在某種程度上控制著談判的進程;噬项C布諭旨是針對這兩位調(diào)停人,而不是針對正式談判代表?滴趸实坌迹骸拔屹x予你們和你們所隨同的大員們同等的尊榮,以協(xié)商這一重要事務!
為便于前往尼布楚談判,康熙賜予張誠和徐日昇三品頂戴。
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這兩個人具有談判意識,而俄國人和中國人考慮問題的方式則完全不同,同時雙方對國際法和國家法知之甚少。中國人視俄國人為蠻夷,并視自己所有的鄰國為附庸。
徐日昇和張誠既清楚地知道可能做些什么,又完全了解真實情況,知道俄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分歧,也覺察到俄國人的領(lǐng)土野心遠遠超出了合理的范圍。
起初,中國的欽差大臣們并不清楚康熙皇帝賦予這兩名譯員的重托,但當他們對此有所了解后,對兩位神父的態(tài)度便發(fā)生了變化;俄國人也立即效仿他們。
人們可能會問,為什么在中國傳教問題上觀念相互對立的徐日昇和張誠會合作共事,因為徐日昇最嚴格地代表葡萄牙保教權(quán)的利益,而張誠是一個侵入其勢力范圍的法國人。但在這次俄中談判的整個過程中,他們的步調(diào)絕對是一致的?滴趸实巯冗x中了徐日異,并請他找一位助手,張誠作為最合適的人選而獲任。但他卻是一個居于第二位的人物。
談判的前奏(1688)
在出發(fā)去與俄國人進行和平談判之前,康熙皇帝希望將兩位神父作為二品官和三品官來對待;然而,官方文件中沒有提到這兩位中國秘書的官銜。在第二次開赴談判地點之前,徐日昇正式獲得任命,但沒有詳細說明他的職務。
1688年5月30日,他們從北京出發(fā)前往色楞格斯克,隨行的有1000名騎兵和六七十名官員;书L子為他們送行。
張誠對前往尼布楚的出行儀式有如下描述:“人們坐定之后,開始上韃靼茶,侍者將茶水從巨大的金壺中倒在一只茶杯里,首先跪著獻給皇長子;在他喝茶的時候,侍者再向欽差大臣們獻茶,之后是依照席次獻給所有其他人,每個人在飲茶之前和之后都點頭以示敬意;书L子隨后起身,我們一同面向皇宮方向三跪九叩,以感謝皇上派他的兒子為我們送行這一優(yōu)厚禮遇;书L子滿面笑容地同兩位欽差大臣交談,表現(xiàn)得非常坦率和真誠。兩位欽差大臣走近皇長子,向他跪下,皇長子則將他們扶起,然后上馬返回;我們步行在他后面送到大路上,從那里我們上馬啟程!
一開始中國人具有優(yōu)越感,因為他們曾在黑龍江地區(qū)打敗過俄國人。索額圖親王有衛(wèi)隊護送,兩位神父和他一起用餐。
張誠一路做了詳細的記錄,向我們呈現(xiàn)了一幅地形圖,其中包括人文景觀、花期更迭、河流、山谷、高山、要塞以及城防。他還注意到沿途有大量獵物。
張誠是一個非常善于觀察的人,他逐日所寫的日記非常生動。
這4個月的旅程非常艱辛。人們又餓又渴。每到一處他們都必須鑿井才能使人和牲畜喝到水;這種水必須燒開方可飲用。這兩位歐洲人的胃承受不了人們送上的生肉。張誠寫道:“沒有任何東西比這種肉更令人感到惡心了,吃這種肉使人的心跳到嗓子眼,并能使最饑餓的人也失去食欲!弊畲蟮纳莩奘浅杂妹娣酆涂酀y聞的水做成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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