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史和家庭史
　　接下來是婦女史及與婦女史密切相關的家庭史。1973年，朱利亞?奧法奧蘭（Julia O'Faolai）和勞羅?馬丁內(nèi)斯（Lauro Martines）合編了一部從古代一直到19世紀早期歐洲人論述婦女的文集。該文集取名為《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Not in God’s Image）。他們評注和輯錄了從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的文獻，著重強調(diào)婦女是一個“屈從的性別”，她們屈從于男人和由男人們創(chuàng)造的壓迫性法律和習俗。奧法奧蘭和馬丁內(nèi)斯還指出：“婦女接受了這種地位以及維持這種地位的種種規(guī)定。”除婦女受教育的機會有所增加外，奧法奧蘭和馬丁內(nèi)斯并不認為文藝復興時期婦女的處境好于人類歷史上的其他時期，一切都是壓迫和屈從。
　　1977年，史學家瓊?凱利-加多爾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婦女有一個文藝復興嗎？》，題目極具挑戰(zhàn)性。文章主要依據(jù)對中世紀優(yōu)雅愛情文學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優(yōu)雅文學，特別是卡斯提利奧內(nèi)（Castiglione）《廷臣論》的比較，得出了一個響亮的答案：“沒有。”在凱利一加多爾看來，“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所有進步——原始資本主義經(jīng)濟、圍家和人文主義文化——共同把貴族婦女塑造成了一種美麗的玩物：端莊、貞潔、對丈夫和君主雙重依賴”。她還在別處指出，文藝復興時期的經(jīng)濟和政治的發(fā)展“對婦女的反面影響程度之大足以令我 們說，婦女——至少文藝復興時期的婦女——沒有一個文藝復興”。
　　凱利一加多爾的文章常常被看作文藝復興時期婦女研究的起點。然而，轉(zhuǎn)向婦女史研究的趨勢可能更早就開始了，它受到了兩股外部資源的推動：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從事人文學研究的女性學者越來越多，以及20世紀社會晚期，反對歧視婦女的意識的覺醒。這促使人們探究過去的婦女是如何處理類似問題的。如今，對文藝復興時期婦女和家庭的研究是女學者和男學者共同參與的一項重要活動。
　　起初，學者們同意凱利-加多爾的意見。他們發(fā)現(xiàn)，在社會、政治和思想方面，文藝復興時期對婦女而言都是一個倒退時期。學者們爭論說，男人主宰了婦女的生活，婦女被褫奪了繼承財產(chǎn)和接受教育的權(quán)利；如果婦女獲得了拉丁語知識，就會被看成怪異的另類；她們被限制從事職業(yè)性的學術研究活動。
　　在最初的研究熱潮之后，對文藝復興時期婦女的研究已經(jīng)變成了一項涉及婦女生活各個領域的廣泛研究。學者們試圖理解婦女在各種環(huán)境中的角色。婦女在家庭內(nèi)和家庭外有多少權(quán)利？她們接受的是哪種俗語（白話）和拉丁文（文言）教育？她們在勞動力大軍中扮演什么角色？借助豐富的私人和政府檔案，學者們試圖理解已婚婦女、獨身婦女、寡婦，甚至是妓女（假如她們寫詩的話）的生活。學者們描繪了一個更細致的圖景：妻子、母親和修女并不總是遵守壓制性的規(guī)訓(discipline)；她們也是工作場中的一股力量；許多婦女是著作家、藝術家和財產(chǎn)擁有者；她們有法律人格，雖然低于男人，但仍受到了法律的認可。
　　在20世紀90年代，婦女史家口益使用一個被稱為“性別”( gender)的分析范疇。他們試圖理解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和法律狀況如何建構(gòu)了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身份，也就是所謂的“性別角色”(gender roles)。根據(jù)這一研究路徑，男子和女人在某些方面之所以行為各異，并非由于他們之間固有的差異；相反，政治、宗教信仰和社會狀況、工作場所的結(jié)構(gòu)以及地方法律創(chuàng)造出了對于男人和女人不同的期望、規(guī)則和模式，人們期望他們遵守而且通常也確實被遵守了。此類歷史分析使史學家能夠考慮到在不同場合里婦女生活的真實差異。在文藝復興時期，婦女并不甘心遵從性別角色，研究業(yè)已發(fā)現(xiàn)了很多這樣的例子。
　　大衛(wèi)?赫爾利( David Herlihy.1930-1991)和馬格麗特?金(Margaret L.King)分別于1985年和1991年對凱利一加多爾提出的問題進行了更細致的回答：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或其他地方的婦女并未逃脫男性社會強加于她們的、常常是嚴厲的社會處境和限制，在這方面她們與其中世紀姐妹毫無二致；但她們的確發(fā)展出了一種更為強烈的自我意識，并展現(xiàn)出了一種巨大的思想和精神成就，我們可將其稱之為個人主義和自我實現(xiàn)。②為了創(chuàng)造文學和藝術作品，一些婦女超越了限制，此類婦女的數(shù)量令人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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