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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明史研究大系·文化史卷：中國農業(yè)思想史》是一部總結我國農業(yè)思想發(fā)展歷程的學術專著。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和中編是對古代、近代農業(yè)思想的全面梳理和總結，對各朝代重要人物農業(yè)思想進行系統(tǒng)闡述，著重介紹了他們的農業(yè)思想、農業(yè)主張及對農業(yè)發(fā)展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下編則著眼于中國現(xiàn)當代農業(yè)思想，通過對五四以來直至改革開放后近百年中國農業(yè)思想的梳理，使讀者對中國農業(yè)思想的演變和得失有一個全面了解。論述從古到今，脈絡清晰，內容翔實，頗具特色。

　　農業(yè)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yè)。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yè)大國。擺在人們面前的歷史事實耐人尋味：中國向來號稱農業(yè)文明發(fā)達，可是在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以前，農業(yè)經濟一直處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tài)；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沒有人不標榜重農，可農業(yè)仍然是弱勢產業(yè)，從事農業(yè)生產的勞動者總是社會上最貧困的群體。在世界史上，導致政權更替的原因很多，如種族沖突、宗教矛盾、市民運動、軍事政變等，唯獨在中國，農民起義每每成為政局動亂和改朝換代的導火線。
　　對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xù)的根源，國內外學者可以說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但有一點是人們所公認的，即探討中國經濟史問題，離不開農業(yè)。研究中國歷史上農業(yè)的發(fā)展和不發(fā)展，是經濟史學科的任務，但農業(yè)是人類有意識的經濟活動，從事農業(yè)經濟活動的主體是有思想動機和行為能力的人。思想是行動的原因，不是結果。因此，研究農業(yè)史，離不開對農業(yè)思想史的探討。在中國經濟思想的發(fā)展史上，農業(yè)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議題，原因也在這里。
　　當然，研究歷史是為了走向未來�！皻v史是向后看的，雖然經濟學的主題——人的決策——是向前看的。因歷史學專注于過去，它們對錯誤和進步一樣關心”，所以，“為了學到教訓或獲得洞察力而研究過去”，“可能是收益巨大的”，“我們忽略歷史便是以冒著不理解我們自己的風險為代價的”（[美]小羅伯特.B.�？藗惖隆⒘_伯特.F.赫伯特：《經濟理論和方法史》（第4版），楊玉生、張鳳林等譯，張玉鳳校，第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撰寫和研究《中國農業(yè)思想史》，根本目的是為了促進中國農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中國農業(yè)思想史涵蓋的年代久遠，資料可謂汗牛充棟。如果不僅僅是發(fā)思古之幽情，那么回顧中國農業(yè)思想的歷史演變還應當關注兩個重點：其一，前人留下了怎樣的探索軌跡和智慧成果，值得我們總結汲取和發(fā)揚光大；其二，對中國農業(yè)未來發(fā)展而言還有哪些亟待破解的難題，需要我們通過對歷史的“反芻”尋求答案，汲取教訓。例如，在中國古代，早在先秦時期，以農為本的思想就已形成，各派學者都對此有所貢獻，“墨子提出以生財為本，實際上就是要以生產糧食為本”；“李悝指出農業(yè)是人類的衣食之源，又是積累和國家財政收入的源泉”；商鞅“指出農業(yè)是積累和國家財政收入的源泉，又為戰(zhàn)爭提供物質基礎”；“孟子強調要不違農時”；“《管子》對李悝、商鞅所提的重農理由有更深刻的分析”；“荀子提出開源節(jié)流論，所謂開源就是開農業(yè)生產之源”；“韓非提出一個以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為中心的財富增值論”；“《呂氏春秋》有《上農》篇，‘上農’就是重農”（葉世昌：《古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第419-420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在農業(yè)的土地分配、稅收制度、生產管理、環(huán)境保護、技術推廣、災荒救濟等方面，中國古代的相關文獻非常豐富，彌足珍貴。
　　有些歷史學家對中國古代的經濟總量曾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津津樂道，但同樣需要正視的是中國古代農業(yè)生產和農民生活的另一個側面，這就是農民的負擔日益加重，農業(yè)的效益增長乏力，而且歷代的財政經濟改制不僅效率遞減，甚至加重了對農民的搜刮。前者如有的研究者所說：“我國封建社會農民賦役負擔的規(guī)律是：每一個封建王朝的農民負擔基本上都是直線上升的。農民負擔的最低點總是在每一個封建王朝的前期，特別是開國時期；而其高峰點總是出現(xiàn)在它的后期。從我國封建社會歷史的總過程來看，農民負擔則是曲線上升的。這條農民負擔曲線愈爬愈高，反映了農民的賦役負擔一代比一代加重，農民負擔總額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農民負擔達到高峰點的時候，接踵而至的便是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保ń瓥|平：《序》，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農民負擔史>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農民負擔史》（第1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后者也即歷史學家所關注的“黃宗羲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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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明史研究大系·文化史卷：中國農業(yè)思想史》：
　　第八節(jié) 王莽的王田論
　　王莽（前45-23），字巨君，是漢元帝王皇后之侄。初任黃門郎、射聲校尉等職，后受封新都侯，歷任騎都尉、光祿大夫及侍中、大司馬、大將軍等職。公元元年又被封為太傅，號安漢公，位在三公之上。公元5年，漢平帝死，他立兩歲的孺子嬰為帝，并自稱“假皇帝”。公元8年，廢孺子嬰而稱帝，改國號為“新”，并推行了一套所謂的改制新政，內容包括土地、工商、貨幣等經濟政策的變動，其中與農業(yè)有關的是他提出的王田制。
　　王莽在始建國元年（9）發(fā)布的實行王田制的詔令中，對前代的土地制度作了一番評判，他認為：“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圣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guī)田以干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瓭h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蕓，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余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具陷于辜，刑用不錯�！保ā稘h書·王莽傳中》）顯而易見，王莽對秦漢的農業(yè)生產狀況是極為不滿的，這種不滿主要體現(xiàn)在他對農村貧富懸殊的抨擊上，而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源又在于土地制度的敗壞，所以王莽把解決農業(yè)經濟問題的著眼點放在土地方案的更新上。
　　王莽對三代以上的土地制度是推崇的，這也直接影響到他對王田制的設計。他在詔令中這樣宣布：“今更名天下田日王田，奴婢日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xiāng)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保ā稘h書·王莽傳中》）這段文字包括以下幾層意思：首先，他把王田制也作為一種井田制，只不過所占土地數額有所增加；其次，他規(guī)定土地所有權屬于君王，禁止買賣，實際上也就是取消了土地的私人占有；第三，對無地農民實行授田，這是中國歷史上由政府向無地農民分配土地的最初制度表述。總之，王田制的實質是取消土地私有制，讓國家重新占有全部土地，在此基礎上仿行古代田制實行土地的有限使用。
　　但是，封建社會的土地私有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它雖然具有內在的矛盾性，也給西漢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危害，但相對于奴隸制時代的土地王有，畢竟是一種進步的土地關系。要想解決封建土地的兼并痼疾，用心可謂良苦，但企圖開歷史倒車，要現(xiàn)存的土地關系恢復到古老的形態(tài)，則無疑是開錯了藥方。在實際貫徹過程中，王田制所遇到的巨大阻力也正說明了這一點。盡管王莽實際上對大地主的既得利益觸及不多，卻仍遭到他們的反對。至于貧民，則根本無法獲得許諾中的土地。由于新朝政府一意孤行，王田制在全國造成了很大的混亂，終致民怨四起，“及坐買賣田宅……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這樣，社會矛盾不是緩和了，而是加劇了，這使王莽不得不于始建國四年（12）頒令停止王田制的實施：“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漢書·王莽傳中》）
　　王莽土地改制思想的出現(xiàn)是西漢時期日益尖銳的土地兼并現(xiàn)象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漢就有人附和董仲舒的限田說，提出對土地占有實行數量限制，如漢哀帝時的輔政之臣師丹便是其一。師丹（？-3），字仲公，瑯琊東武（今山東諸城）人，歷任大司馬、大司空等職。他認為：“古之圣王，莫不設井田，然后治乃可乎。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jié)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巨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保ā稘h書·食貨志上》）對于師丹的提議，漢哀帝表示同意，他說：“制節(jié)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干石及豪富民，多畜奴牌，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保ā稘h書·哀帝紀》）至于具體的限額，當時的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主張：“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漢書·食貨志上》）這方案由于遭到外戚、貴族的反對而未實行。與此相比，王田制走得更遠，所以也就缺乏實際的可行性。
　　王田制的曇花一現(xiàn)，證明了歷史發(fā)展的進程不可逆轉。對此，中郎區(qū)博似乎有所察覺。他在談到土地制度的復古之不可行時說：“井田雖圣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迄今海內未見其弊。今欲違民心，追復干載絕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保ā稘h書·王莽傳中》）區(qū)博沒有直接非議井田制，但他明確肯定“滅廬井而置阡陌”是“順民之心”和“未見其弊”的革新之舉，這自然要比王莽聰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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