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研究叢書 確然性的尋求及其效應：近代西歐知識界思想氣候與康德哲學及美學之研究》：
　　三 形而上學確然性的獨特內(nèi)涵
　　“應征作品”中，在找到“在形而上學中達到最大可能的確然性的惟一方法”后，康德便開始著手在形而上學領域厘定這種“最大可能的確然性”的內(nèi)涵�？煽档埋R上就意識到，“哲學的確然性具有與數(shù)學的確然性完全不同的本性”，這種本性差異至少表現(xiàn)在主客兩個方面。認識或判斷的“確然性”，實質(zhì)上就是人們對它的“確信”（Uberzeugung）程度。從客觀角度來看，取決于真理必然性標志的充足性；從主觀角度看，取決于真理必然性所擁有的直觀的多少。（《著作》2：292）①借助先前的既有分析，康德又從“概念的獲得方式”和“達到確然性的方式”兩個角度比較了二者的差異。
　　首先，數(shù)學的概念是通過定義綜合地給出的，故而是確定無疑的；自然科學、形而上學的概念，則是既定的，其內(nèi)涵是無窮的，故而不可能如此地確定無疑。這就注定哲學的確然性天生不如數(shù)學那樣強。其次，數(shù)學通過具體符號考察一般，“人們可以像保證眼前看到的東西那樣確定無疑地知道自己沒有忽視任何概念，知道每一種個別的比較都是按照簡易的規(guī)則進行的”（《著作》2：293）；哲學則是通過抽象語詞來考察特殊或個別，人們必須隨時直接地想到語詞所代表的概念的內(nèi)涵.而概念的內(nèi)涵是不可能像直觀那樣明擺在那里好讓我們不去忽視它似的，抽象的概念常因缺少相應的感性標志而被誤判或混淆，錯誤也就無可避免了。因此，錯誤的產(chǎn)生，有時源于我們的無知，更多的屬于貿(mào)然判斷，人類的理性于此應當保持應有的謹慎和分寸，“不輕易地自以為能夠作出定義”。因此，“凡是人們在一個對象中沒有意識到東西就不存在”這一命題，在數(shù)學中就是確定無疑的，在哲學、尤其是形而上學中就是完全靠不住的。（《著作》2：294）這就說明了數(shù)學和哲學知識獲取確然性所依據(jù)的根由是完全不同的。然而，獲取確然性的方式差異并不表示確然性的性質(zhì)及判斷它的標準也根本不同。康德斷言，除了數(shù)學，我們依然可以借助理性在許多場合獲致如數(shù)學那樣的確然性（《著作》2：294），判斷它們的標準無非就是如下兩個方面：
　　形式原則：分別作為肯定判斷和否定判斷之最高法式的同一律和矛盾律，“二者共同構成了全部人類理性的形式意義上的最高的和普遍的原則”（《著作》2：296）。
　　質(zhì)料原則：那些只能“直接”通過同一律或矛盾律被思考且不能借助于“中介屬性”（Zwischenmerkmals，或譯“過渡屬性”，相當于三段論中的“中項”）或通過解析而被思考的命題，就是不可證明的命題，就“它們同時包含著其他認識的根據(jù)而言，它們又是人類理性的最初的質(zhì)料原則（即是前文所謂的基本概念或基本命題——引者按）”，這樣的質(zhì)料原則構成了人類理性的基礎和能力，并在哲學推理論證時提供相應的“中介概念”或“中介屬性”（《著作》2：297）。
　　哲學上要獲得確然性的知識，就必須同時滿足形式和質(zhì)料兩種原則�？档抡J為，形而上學并不具有與幾何學不同的確然性的形式根據(jù)或質(zhì)料根據(jù)，但二者的具體內(nèi)涵卻有本性上的差異。相同點在于：判斷的形式因素都是根據(jù)同一律和矛盾律產(chǎn)生的，都有構成推理基礎的無法證明的素材。差異之處在于：在數(shù)學中，“被定義的概念”是被解釋事物最初的無法證明的原初基礎，而在形而上學中，第一批素材則由諸種“無法證明的命題”提供的。形而上學中的這些“無法證明的命題”也同樣可靠，它們或者提供了解釋所用的材料，或者提供了可靠推論的依據(jù)�？傊�，形而上學認識的確然性根據(jù)在于兩方面，一是形式根據(jù)，即同一律和矛盾律，一是質(zhì)料根據(jù)，即原初命題或基礎命題；這些基本命題之所以是確定無疑的，根據(jù)有四：清楚明白、無法證明、直接源自形式根據(jù)且可以作為其他認識的根據(jù)。（《著作》2：297-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