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是中華民族千載難逢的偉大時代。千百萬先烈前賢用鮮血和生命爭得了百年巨變、民族復興，推翻了帝制，擊敗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國，獨立于世界，贏得了尊嚴，不再受辱。改革開放，經(jīng)濟騰飛，科教興國，生產(chǎn)力大發(fā)展，告別了饑寒，實現(xiàn)了小康。工業(yè)化雷鳴電掣，現(xiàn)代化指曰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憶百年前之清末，從慈禧太后到滿朝文武開始感到科學技術的重要，辦“洋務”，派留學，改教育。但時機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運動，民情激昂，吁求“德、賽”升堂，民主治國，科教興邦。接踵而來的，是18年內戰(zhàn)、14年抗日和3年解放戰(zhàn)爭。恃科學救國的青年學子，負笈留學或寒窗苦讀，多數(shù)未遇機會，辜負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曰，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國近代第一個國立綜合科研機構——中央研究院，設理化實業(yè)研究所、地質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和觀象臺4個研究機構，標志著國家建制科研機構的誕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選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幾乎都是20世紀初留學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學家。
中國科技事業(yè)的大發(fā)展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國科學院，郭沫若任院長。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學海外的科學家、工程師回到祖國，成為大規(guī)模發(fā)展中國科技事業(yè)的第一批領導骨干。國家按計劃向蘇聯(lián)、東歐各國派遣1.8萬名各類科技人員留學，全都按期回國，成為建立科研和現(xiàn)代工業(yè)的骨干力量。高等學校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7）-人。到21世紀初，高等學校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7萬人，科技人力總資源量超過5000萬人，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科技人才達1600萬人，已接近最發(fā)達國家水平。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從一窮二白成長為科技大國。年產(chǎn)鋼鐵從1949年的15萬噸增加到2011年的粗鋼6.8億噸、鋼材8.8億噸，幾乎是8個最發(fā)達國家（G8）總年產(chǎn)量的兩倍，20世紀50年代鋼鐵超英趕美的夢想終于成真。水泥年產(chǎn)20億噸，超過全世界其他國家總產(chǎn)量。中國已是糧、棉、肉、蛋、水產(chǎn)、化肥等世界第一生產(chǎn)大國，保障了13億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業(yè)、土木、水利、電力、交通、運輸、電子通信、超級計算機等領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皟蓮椧恍恰�、高峽平湖、南水北調、高公高鐵、航空航天等偉大工程的成功實施，無可爭議地表明了中國科技事業(yè)的進步。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全國工作轉向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加速實現(xiàn)工業(yè)化是當務之急。大規(guī)模社會性基礎設施建設、大科學工程、國防工程等是工業(yè)化社會的命脈，是數(shù)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務。中國科學院張光斗、王大珩、師昌緒、張維、侯祥麟、羅沛霖等學部委員（院士）認為，為了順利完成中華民族這項歷史性任務，必須提高工程科學的地位，加速培養(yǎng)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國科學院原設的技術科學部已不能滿足工程科學發(fā)展的時代需要。他們于1992年致書黨中央、國務院，建議建立“中國工程科學技術院”，選舉那些在工程科學中做出重大創(chuàng)造性成就和貢獻，熱愛祖國，學風正派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為院-2，授予終身榮譽，賦予科研和建設任務，指導學科發(fā)展，培養(yǎng)人才，對國家重大工程科學問題提出咨詢建議。中央接受了他們的建議，于1993年決定建立中國工程院，聘請30名中國科學院院士和遴選66名院士共96名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
《楊士莪傳：傾聽大海的聲音》：
第一節(jié)菁菁者莪1931年，中華民國進入第二十個年頭。
此時，中國近代史上規(guī)模最大、耗時最長的中原軍閥混戰(zhàn)剛剛結束；國民黨軍隊馬不停蹄地向閩西、贛南中央紅軍根據(jù)地發(fā)起“圍剿”；長江、淮河水災肆虐，數(shù)百萬災民備受煎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滿蒙”的口號在覬覦中國東北的日本統(tǒng)治集團中甚囂塵上，蓄謀已久的關東軍終于等來了人侵的最佳時機……1931年8月9日，農(nóng)歷六月廿六，楊士莪出生于天津市英租界馬場道。在家國不幸中，這個蘊含著無限生機與希望的小生命，注定要像他的億萬同胞一樣，在民族苦難的命運旋渦中，飽受艱難困苦與顛沛流離。
戰(zhàn)亂頻仍的年代，作為長子、長孫，楊士莪的出生，給楊家?guī)砹俗屓藴嘏南蛲c希望。
楊士莪祖籍河南南陽，楊家是南陽一帶的大戶人家。楊士莪的祖父楊鶴汀早年為其曾祖父輔之公立碑時，曾撰文：“士本人中秀，良田貴勤耕。詩禮傳至訓，宏農(nóng)振家聲。”愿吾子孫世繼此志，互相勸勉，勿墮家聲為囑。
這首詩成為楊家的規(guī)矩和風氣，為銘記并傳承家風，楊家子孫按照詩中二十字宗族次序排輩。
國學功底深厚的楊鶴汀反復考慮，為這個楊家“士”字輩長孫挑選了一個“莪”字，取名“士莪”。
語出《詩經(jīng)·小雅》中的《菁菁者莪》篇：“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莪”是一種生長在水邊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命力頑強。
詩以“莪”之茂盛，生長在水邊，指人才的成長�！对娊�(jīng)》有注本說：“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焙笫烙谩拜驾敝赣模菍ε嘤瞬诺馁澝��！笆枯倍�，凝結著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國的祖父楊鶴汀的殷切期望。
命運中一個令人驚嘆的巧合是，楊士莪的畢生研究領域的確與“水”密不可分，著實“生長在水邊”，他也的確成長為我國水聲領域的戰(zhàn)略科學家，并為這一領域培育了大量領軍人才，此是后話。
第二節(jié)家風重教一、祖父楊鶴汀19世紀下半葉，以“自強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使中國艱難地邁出了近代化的一小步。洋務運動中所創(chuàng)辦的新式文化事業(yè)，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并培育出傾向維新與革命的成批志士，促進了近代中國的發(fā)展。1898年，晚清四大名臣張之洞的名篇《勸學篇》問世。楊鶴汀即深受“興學育才，實業(yè)興邦”觀念的影響，以救亡圖存、振興國家作為獻身教育的巨大動力。
楊家先人經(jīng)商致富，廣置田產(chǎn)，至楊鶴汀一代家境日衰。列強欺凌，政府腐敗，國無寧日，民無生路。在大多數(shù)國民的命運滑向深淵時，楊鶴汀毅然投向辛亥革命洪流，開發(fā)民智，興學育才。他不但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楊家后人的命運軌跡，并為他們打上了“崇文重教”的家族烙印。
“陋室如斯切莫笑，從來白屋出公卿。”這是楊鶴汀在1926年艱苦環(huán)境下興辦學校時寫下的詩句。他一生立志教育救國，在家族中第一個走出南陽，到新式學堂求學。
楊鶴�。�1877—1961），本名維祿，因有感于列強瓜分山東，憤而將“維祿”改為“維魯”，改字“鶴亭”為“鶴汀”，并以字行世。1906年，畢業(yè)于北京法政學堂。在京求學期間，不滿清廷腐敗，傾向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加入同盟會，是南陽地區(qū)同盟會負責人。1908年，他與同是同盟會會員的羅飛聲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南陽公學。辛亥革命前夕，南陽公學的師生是南陽城里最集中的一支反清革命力量。辛亥革命后，楊鶴汀因為聲望卓著而被推舉為首任南陽知府。不久，南北“議和”，袁世凱竊國，楊鶴汀憤而辭職，棄官執(zhí)教，先后創(chuàng)辦河南農(nóng)業(yè)專科學校、南陽女子中學等。他還曾與留法歸來的著名農(nóng)學家馮紫崗于1932年聯(lián)手創(chuàng)辦李華莊農(nóng)場，創(chuàng)建南陽科學實驗基地。晚年，他埋頭于醫(yī)學研究，用白話歌訣將醫(yī)圣張仲景的兩部巨著譯成《傷寒論淺歌》《金匱淺歌》，有功于中醫(yī)學的普及。
楊鶴汀教育子女與時俱進、以學報國，常說：“要學文化、學科學，要有一技之長，志在四方，守在家請吃坐穿最沒出息。”在其鼓勵與教育下，楊家子弟相繼走出南陽、走出國門、走向更廣闊的世界，以學報國，不負所望，成為“白屋公卿”。其長子、楊士莪的父親楊廷寶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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