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開啟反映 

      身在此山不識山 

——Ralph Waldo Emerson 

     回到1978年，當時我正在馬薩諸塞兒童指導中心帶領一個培訓小組。我們通過一個單面透視的鏡子隔周觀察一個家庭治療案例。這個案例是由我的兩個同事做的，而我和大約5、6個受訓成員在鏡子后觀察。在一次治療中，這個家庭反饋說，孩子的行為得到了改進，“在家表現好起來”。當時我們都感到很高興。我跟我的同事很快交換了一下意見，決定邀請這個家庭在一旁聆聽和旁觀我們觀察小組針對他們的治療變化的反饋。我們讓這個家庭大約觀察了10—15分鐘的討論，之后便邀請他們發(fā)表意見。這個家庭似乎對聽到的討論內容感到非常高興，而且覺得自己家庭內部的改變得到了支持和鼓勵。 

      很多年過去了，這段經驗幾乎要被我遺忘了，直到我讀到Tom Andersen（1987）的一個關于反映小組的研究才意識到，一旁觀察的聽眾會對治療進程提供有利的貢獻，他們是一種中介，可以驗證改變，播種思想甚至提供更多可能。在過往的數年中，我和同事在一個健康管理中心測試了設置觀察小組這樣的治療模式的效果，發(fā)現這個反饋過程非常有助于啟動患者的改變。 

     自Tom Andersen 1987年發(fā)表了關于設置反映小組的研究成果后，家庭治療這個領域就被這種設置，或者是說這個反饋的環(huán)節(jié)極大地改變了。實際上，這個新的研究讓家庭治療獲得了變革，瓦解了舊的方法。通過對話和敘事療法，語言和意義取代了咨詢中參與的人，而成為治療中的突出和專用要素。對話過程中自然折射出的意義，為創(chuàng)造新的理解和可能的改變提供了機會。 

     使用反映小組/旁聽這個技術，可以追溯到早期家庭治療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強調在治療中介入拓展的家庭網絡（extended family networks)(Speck & Attneave, 1973)。多重影響的治療(MacGregoretal., 1964),即數名治療師聯(lián)合對來訪家庭進行強化干預，或是由Laqueur（1976）發(fā)展出來的多組家庭群的模式（multiple family group format),這些都可以看成是過去治療師允許外部世界進入治療關系（Laqueur, 1976， p409)的例子。從某個方面看，家庭治療又回到了它最初的根基——社區(qū)努力(a community endeavor)的方式。在咨詢過程中引入聽眾或是見證人，是這類技術的關鍵所在。上述所提到的作者都運用了一些聽眾/旁聽的技術，去啟動治療談話中的新想法。 

      心理治療的發(fā)展導向，往往反應了其文化背景的變化。自救運動的興起，給大家提供了一個公眾論壇去解決個人問題�；ヂ�(lián)網創(chuàng)造了一個“虛擬的”社區(qū)，連接起世界各地的人。我的一個來訪者告訴我，她將自己在一個艱難時段的悲傷分享到了網上，結果收到了數以百計的電子郵件來支持和鼓勵她。而在美國，電視真人秀這種模式也確實讓個人化的困境被呈現給公眾。電視訪談秀通過現場觀眾和電視觀眾的互動對話來展現人們的生活和人際關系，數以百萬的人們則通過觀看來了解。實際上，知名電視訪談秀的主持人Oprah Winfrey還獲得了家庭婚姻協(xié)會頒發(fā)的一個特別成就獎，獎勵她的節(jié)目對大眾了解婚姻和家庭議題起到的教育作用。雖然這類節(jié)目追求的是滿足大眾的偷窺欲，但它們的確提供了一個機會，去展現人們日常生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社區(qū)訪談對話的方式被創(chuàng)造出來，這個方式提供了大量關于個人和人際間生活的觀點。在此前所提到的作者都致力于利用社區(qū)的知識——專業(yè)而又個性化的——提供給人們一個改變生活困境的可能和選擇。 

        本書可以看作是一場咨詢師治療師和來訪者的對話，這種對話為新想法和新遠景創(chuàng)造了一個空間。這些合作對話的專家作為本書內容的貢獻者，并不順從傳統(tǒng)治療方式。事實上，本書所提供許多觀點完全與傳統(tǒng)的治療過程相悖，對心理治療這個領域有一個變革性的影響。本書的作者實際上并不是通過對話去評估和修正“問題”，他們也不會使用診斷標簽這樣的方式，實際上，他們不重視甚至弱化診斷標簽。他們談論過去也好，給予解釋也好，都是為了啟動當下的變化。 

       本書所呈現的內容，包含了一個社會構建理論的理念，即借助對話可能創(chuàng)造出（多種）意義，來為人們提供一個創(chuàng)造個人現實的可能(Anderson & Goolishian, 1988)。問題不再被視為是結構化的，而是一種不斷在人生中發(fā)展變化其意義的自我構建/故事。治療變成一個對話平臺，在這里來訪者的故事被重寫和重構，以便建立來訪者的力量感和成就感。敘事療法的先鋒人物Michael和David在他們的創(chuàng)新性的研究中表明，治療師扮演的角色旨在帶來新的故事，這些故事里帶來希望、彈性和力量，來訪者帶著這些新植入的故事面對外部世界，以期將故事中所獲得的一切延展入自己的社會生活，并渾然一體。 

        本書的章節(jié)從傳統(tǒng)的治療模式入手，逐漸引入合作對話的方法(例如，Friedman, 1993; McNamee & Gergen, 1992)。本書展現了合作對話可以如何被運用于主流的治療領域，呈現出其復雜性。在家庭治療領域，世界各地出現了許多新方法和新實踐，拓寬和加深了這個領域的思考和實踐。這其中有八個代表人物，他們來自不同國家，一起構成了一個具有多樣文化背景、政治理念和世界觀的（新）論點。本書主要呈現的是，敘事療法是如何基于語言為來訪者提供新契機和新希望。 

章節(jié)概覽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們描述了如何通過結構治療性的對話，來創(chuàng)造出這樣一個空間： 多元的觀點被表達，協(xié)作解決問題的方法被呈現。以多元臨床和文化為背景，作者們展現出的觀點和方法帶給讀者一系列合作對話的圖示： 參與者的聲音被聽到，參與者的想法被求證，即便是在傳統(tǒng)社會中，“邊緣化”和極端化的小眾也得以參與其中。治療過程變成了一個對話過程，形成公眾可參與的平臺，允許想法以遞歸的風格流動起來。因為所有參與的聲音都被呈現，由此產生的解決方法又確認和尊重了所有參與者的尊嚴。 

       Andersen（第一章）向讀者展示了反映這個環(huán)境出現和發(fā)展的歷史。他相信人是一種信息集合，他將自己的來訪者看作是可以共同合作探究各種可能的合作者。Andersen提出了他的臨床假設并詳述了在不同環(huán)境下實踐反映的幾種有價值的方法。瑞典的Kjellberg及其同事（第二章）談論了當治療從傳統(tǒng)權威式的模式轉向相對平等的關系時，他們覺察到的變化、困惑以及針對這種更自由的咨詢方式的感受。他們當時在鄉(xiāng)間的社區(qū)服務，常遇到暴力和虐待兒童的情況，于是他們就將地方的服務部門和當地家庭組織在一起，共同聆聽這些情況并協(xié)同開展治療。而在芬蘭的Seikkula和他的同事（第三章）遇到的案例是一些深受“精神病患”影響的人，他們詳述了一種更新、更開放的系統(tǒng)治療方式的發(fā)展和組成，即在治療中的優(yōu)先對話和討論，而治療師的功能則被弱化。那些精神病患的家屬和醫(yī)院工作人員被集合組成一個“多元聲音討論組”，借此來降低精神疾病發(fā)作這種情況所引發(fā)的影響。 

        Griffith和Griffith(第四章）舉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例子，他們講述了如何通過反饋去重新平衡存在于醫(yī)療專業(yè)人員和病患之間的權利關系，這個方式改變了病患的情緒狀態(tài)，使他們轉而更加開放和有彈性。Swim（第五章）受到Harlene Anderson和Harry Goolishian的啟發(fā)，介紹了一種創(chuàng)新的運用反映機制的方法，去幫助那些曾經被界定為情緒紊亂的學生，消除阻隔，戰(zhàn)勝困境。校內人員聚集聆聽、分享，借助敘事將一個悲觀和扭曲異常的故事轉變?yōu)橐粋�充滿希望和（各種）可能的故事。McCarthy和Byrne（第六章）通過并列故事的方法，幫助人們從舊的腳本中解脫出來。通過借助愛爾蘭傳統(tǒng)故事和神話，他們將治療團隊和要處理的困難結合在一起，從而給讀者創(chuàng)造出一個獨一無二的、具有價值的社會構建理論的理解。他們這種創(chuàng)新療法有助于那些受困于古老傳說中的恐懼和孤立的人們獲得解脫。 

      本書第二部分，作者們提供了許多不同臨床環(huán)境下操作反映小組這種技術的實用指南。利用敘事中的隱喻和焦點解決的思路，羅列了許多具體的觀點和有用的臨床案例，去展示如何有效地組織反映小組。經由反映小組產生的觀點被植入臨床治療中，去支持、激發(fā)和激活個體/家庭案例去促進改變。 

      Lax（第七章）通過解釋學和社會構建理論的一些觀點，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反映技術的建議，以及如何將“規(guī)則”置于相關的背景之中從而使治療的透明度提高，并從治療中的“誤解”中獲益。Janowsky, Dickerson和Zimmerman（第八章）富有創(chuàng)造性地把反映整合進了敘事療法的框架。他們展示了一個臨床案例，來訪者在治療中提供了她自己對治療的反饋，作者說明了讓來訪者反饋在治療環(huán)節(jié)中是如何起到其重要意義的。Friedman, Brecher和Mittelmeier（第九章）將反映小組看作是“催生新觀點和行為動機的跳板”。他們展示了一些在健康管理中心服務時用到的反映小組所拍的圖片，并說明了使用反映小組的好處。Selekman（第十章）論述了雇傭他人做同輩的觀察反映者可以從家庭治療中獲益。作者在問題解決這一大的框架下，展示了這種創(chuàng)新方法在家庭治療中的多種運用，從而有利于家庭客戶接納新的觀念。 

      在本書最后一個部分，作者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新方法將治療擴展到了大的社區(qū)團體中。大批的旁聽者被邀請共建并傳播更好的故事，把人們從主流的文化思想中解放出來。通過將人和問題分離開來，就有可能改寫和共建新的故事，從而帶來新的期望和機會。當人們在團體的關注中不斷呈現掙扎并取得進步時，新的人際網絡就產生了，在這個網絡里隱含著聯(lián)結和希望。 

Lobovits, Maisel和Freeman（第十一章）巧妙地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通過許多新穎的方法展示了如何通過聽眾來傳播想要推廣的觀點。在治療中的一些重要道德議題也被關注和探討。Madigan和Epston（第十二章）在他們的抵抗貪食和厭食的討論團體中，展示了如何通過聽眾來啟動變化。這些“團體（含聽眾）”就像是一個信息儲備銀行或是大數據夾，內含了許多有益的知識，以便于在成員中被傳播循環(huán)。作者通過實際案例展示了這些人際網絡可以有效地將人們從自我問題的沉浸中釋放出來。Epston, White和“Ben”通過一個協(xié)助研究的來訪者（第十三章），充分展示了在一篇曾在達利奇中心日報中發(fā)表過的一個觀點： 人們如果可以跟有效解決問題的知識關聯(lián)起來，他們就可能成為自己或別人的心理咨詢顧問，就會具備解決自己問題的能力。作者展示了一個有趣的臨床訪談，一個來訪者作為協(xié)助研究員和治療師，一起辨別、收集可能有用的知識，并將知識在團體中傳播，人們因此獲得了新的希望。 

       Nichols和Jacques（第十四章）創(chuàng)造性地將敘事療法的框架植入了一個針對青少年問題的治療當中，他們雇傭了這些問題青少年社區(qū)里的人們作為青少年成長和進步儀式的見證者。Adams-Westcott和Isenbart(第十五章）證明了反映技術在針對幼年時遭受性虐待的成人治療中的成效。通過團體治療的形式，將治療過程看作是一段“旅程”，作者展現了觀眾的反饋是如何打開一個新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有許多新的想法，可以幫助別人構建自己的（更好發(fā)展）故事。最后，我來總結一下本書的主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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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年前在亞利桑那州開會之余，我去參觀了Taliesin West，這是建筑師Frank Lloyd Wright在沙漠中建筑的一座房子，設計師和家人、學徒在房子里呆過許多冬天。這個著名的建筑物就好像是長在沙漠里一樣。它突破了傳統(tǒng)的矩形構造，創(chuàng)造出一個融入了光和幻想力的空間。Wright把這個設計看作是一種個人成長： 既要重視建筑物所處的地理地域，同時也要注重當地文化是如何利用空間的。一座建筑物需要因地制宜。其內在的空間需要結合外在環(huán)境從而融為一體。這個設計利用了有機流動性這樣的建筑理念而成。 

      而治療過程，從社會構建觀點來看，道理是類似的。治療師和其團隊將來訪者的語言和認知與當地的文化相結合，協(xié)同設計一些方式，讓來訪者從束縛中釋放出來，并提供機會或是啟動改變。通過這樣的方式，曾經的束縛或是受限的結構（阻礙）就會被撫動，從而創(chuàng)造出空間來容納新的意義、理解和可能的變化。Lynn Hoffman(1993)曾說過，大部分的治療都是移動阻礙（壁壘），指出希望（窗戶）。人們總能找到他們的窗戶（p155)。我希望本書能打開新的局面，讓大家能更容易地找到屬于自己的那扇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