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論與比較詩學》第３ 輯刊發(fā)的文章依然是２４ 篇，保持第２ 輯的規(guī)模。在２０１５ 年春天第２ 輯面世后舉行的座談會上，朋友們提出了不少寶貴的建議。 這一輯，我們在如何突出“專題性” 與加強書評分量這兩點上作了一些探索。當代文學學中的“文本理論” 堪稱當代外國文論發(fā)育中的一個年輪。 這一輯“前沿視窗” 中有２ 篇， “名篇新譯” 欄中有４ 篇， 均屬于“文本理論”，莫斯科大學知名教授奧列格·克里格思考“有邊際文本” 與“無邊際文本”， 白俄羅斯歐洲大學Ａ. 戈爾內(nèi)赫教授探討“文本問題與人文科學” 關系? 這兩篇文章展示出當代文論在文本理論研究上的前沿氣象， 巴爾特的«作者之死»(１９６７)、伊瑟爾的«文本的召喚結構» (１９７０)、伊格爾頓的«走向文本學»(１９７５)， 均是孕生于當代外國文論“黃金時段” 的文本理論名篇，被廣泛征引。我們組織專家直接據(jù)源語種文本對這樣的名篇進行重譯， 應是推進外國文論學科建設的一項基礎工作。 此舉不僅具有學術史價值， 且還有面對當下的文論研究話語實踐的現(xiàn)實意義， 重溫， 或者說，比較深入地解讀這些文本理論名篇，對于近年來圍繞“強制闡釋論” “本體闡釋論” 的相當活躍的討論與爭鳴， 或許也是不無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