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半期是一個催生偉大人物的時代，對于印度來說亦是如此。盡管這一時期印度人最引以為豪的是“圣雄”甘地的不朽思想和開國總理尼赫魯?shù)臍v史性貢獻，但其他杰出人物的杰出成就和獨特的經(jīng)歷同樣為人們所敬仰�？梢哉f，人們之所以能夠銘記那些偉大的名字，是因為他們創(chuàng)造的非凡業(yè)績。K.M.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就是印度杰出人物譜系中的一位。
K.M.潘尼迦一生經(jīng)歷豐富，曾先后出任大學教授、報社編輯、土邦謀臣、駐外使節(jié)等職，同時又是一位高產(chǎn)的馬拉雅拉姆語文學家，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歷史學家和海權(quán)思想家。如果目光僅停留在他豐富多彩的職業(yè)生涯和汗牛充棟的著述文字表面，我們似乎很難對潘尼迦形成一個完整的認識。在這種五彩斑斕的表象下面，我們發(fā)現(xiàn)有一種一以貫之的信念在支撐著潘尼迦的生平事業(yè)和言行，那就是強烈的愛國情懷和政治熱情。而催生這一情懷和熱情的力量，在于印度國家不同尋常的獨立進程，更在于潘尼迦個人不同尋常的奮斗經(jīng)歷及其不同尋常的歷史觀。
      作為一位民族主義者和歷史學家，潘尼迦對歷史有著自己獨特的看法，即不認同于歷史循環(huán)或持續(xù)進步的觀點。在他看來，任何國家的歷史，也不能被認為是偉人大檢閱，或是進步的洪流，一代比一代浩大�！耙粋�國家的歷史，除非它所涉及的是一個民族自覺的努力去創(chuàng)造一種文明，來達到更好的標準，爭取更幸福和更高尚的生活，否則它是沒有價值的�！痹谂四徨刃闹校�印度歷史，從最早的日子起，就是這種努力的記錄。及至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南亞次大陸風譎云詭，政治生態(tài)復雜多變。英國人、印度教徒、穆斯林三方博弈激烈，大英帝國及其總督、國大黨、穆斯林聯(lián)盟、土邦王公，各自盤算著自己的目標和利益，并力圖漁翁得利。在潘尼迦看來，在這場政治斗爭中，最大的政治毫無疑問就是印度國家的獨立，因為它昭示了一種進步的信念，意味著一個民族的覺醒。這就是印度歷史的使然。
      在這樣的歷史洪流中，關(guān)心政治、參與政治，是每一個有抱負的人士的必然選擇。不僅如此，在印度這樣一個種姓等級制森嚴的社會里，政治生命及其仕途的升遷還意味著社會地位的提升，特別是對于像潘尼迦這樣的少數(shù)族群而言，對名位的熱捧盡管多少有點世俗，但卻是活生生的現(xiàn)實所迫。青年時代，由于看不到自己在政界有任何清晰或合適的升遷道路，潘尼迦于是作出了自認為唯一的替代選擇，就是從事新聞業(yè)，因為借此可以進入公共事務(wù)領(lǐng)域，盡管這條道路同樣讓他飽嘗艱辛。1927年9月，32歲的潘尼迦決定接受邀請為土邦王公服務(wù)，因為他很清楚，像他這樣的屬于少數(shù)族群的特拉凡科人，是很難在印度政壇中獲得任何有利的職位。1928年1月，潘尼迦正式上任，開始了他二十年服務(wù)于印度土邦的政治生涯。用潘尼迦自己的話說，自己開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并準備精心地開始人生的新篇章。
      毫無疑問，潘尼迦這一人生新篇章的最大歷史成就，就是在服務(wù)土邦王公的同時，不忘將土邦引入印度歷史的大洪流之中，其標志就是通過制憲會議使土邦最終加入新生的印度共和國這一母體之中。1945年2月，潘尼迦代表土邦參加英聯(lián)邦會議，并敏銳地感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已經(jīng)接近尾聲，戰(zhàn)爭結(jié)束后，英國將從次大陸撤離�；貒�后，潘尼迦迅即推動王公院成立專門委員會，與英國政府及英屬印度領(lǐng)導人進行談判。談判中，潘尼迦在國大黨與部分親印王公之間牽線搭橋，為說服親印王公參加制憲會議、阻止親穆斯林王公謀求獨立或投向未來的巴基斯坦國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47年3月，潘尼迦當選為比卡內(nèi)爾土邦參加制憲會議的代表。在制憲會議上，潘尼迦先后被任命為基本權(quán)利委員會、少數(shù)民族委員會、憲法原則委員會和國旗委員會等機構(gòu)的成員。經(jīng)過他的不懈努力，十六個較大的土邦中有十個最后選擇加入了印度，從而為新生的印度共和國作出了應(yīng)有的貢獻。
當印度獲得獨立，王公統(tǒng)治為全民政府所取代時，潘尼迦在印度土邦的二十年服務(wù)生涯也宣告結(jié)束。追昔撫今，潘尼迦的內(nèi)心充滿了感慨。他指出：“我人生漫長的一章開始于1928年1月1日，終結(jié)于1948年3月13日。這二十年間的很多場景和往事在今天看來是屬于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和時代：英國殖民統(tǒng)治的苦苦掙扎、王公統(tǒng)治的末日、印度獨立的燦爛曙光以及導演這一偉大歷史話劇的圣雄甘地——那是多么光彩照人的時代��！”在追昔往日的同時，潘尼迦不忘再度開啟自己人生的新篇章——外交官的時代，以服務(wù)于新生的印度共和國。潘尼迦對于外交并不陌生，他從1931年起就負責處理土邦的外交事務(wù)，曾代表土邦參加英聯(lián)邦內(nèi)部的各種外交活動。1948年，在完成了土邦的歷史使命后，潘尼迦被尼赫魯總理任命為駐中華民國大使，開始了他長達十多年的精彩的外交官生涯。1949年10月潘尼迦返回印度后，被尼赫魯臨時安排到公共服務(wù)理事會選舉委員會任職，等待新的任命。1950年5月，潘尼迦抵達北京，正式出任印度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對于這段經(jīng)歷，他在《親歷兩個中國：一個印度外交官的回憶》一書中進行了詳盡的敘述。作為長袖善舞的外交家，潘尼迦于1952年出任印度駐埃及大使，同時兼任駐蘇丹、巴勒斯坦、敘利亞、約旦和黎巴嫩大使。他感到這個任務(wù)與駐華大使一樣艱巨。因為這些國家均是伊斯蘭國家，對巴基斯坦有著天然的親近感。而且由于巴基斯坦的宣傳，不少阿拉伯國家對印度存有疑慮和反感。就在他即將上任前，埃及發(fā)生政變，法魯克王朝被推翻，納吉布和納賽爾領(lǐng)導的埃及共和國宣布成立。面對動蕩不安的中東政局，潘尼迦將消除阿拉伯國家和民眾的懷疑和反感、增加他們對印度的信任和尊重視為首要任務(wù)。在總結(jié)中東的十七個月任職生涯時，潘尼迦表示滿意，認為自己扭轉(zhuǎn)了阿拉伯國家敵視印度的大勢，為雙方的持久友誼奠定了基礎(chǔ)。
      1954年，潘尼迦從埃及回國，到土邦重組委員會任職。1956年，在完成土邦重組委員會的工作后不久，他就被尼赫魯任命為印度駐法國大使。這是潘尼迦夢寐以求的職位。他表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駐巴黎和倫敦大使被視為外交界的最高職位。但在不久后，華盛頓和莫斯科的地位崛起，其重要性逐漸超越了巴黎和倫敦。即便如此，駐法大使仍是最重要的外交職務(wù)之一。就政治層面而言，華盛頓、莫斯科、倫敦可能更重要些，但巴黎卻是當之無愧的世界藝術(shù)之都。我對巴黎的喜愛由來已久，能被任命為駐法大使，我非常滿意�！�
1956年12月，潘尼迦抵達巴黎履新。對于駐法大使一職，他顯得游刃有余、格外輕松。在公務(wù)之余，他還應(yīng)邀前往法國、德國、英國和瑞士的一些高校進行演講。在這種愜意而愉快的生活中，一場災難正在逼近潘尼迦。1959年4月，在德國慕尼黑連續(xù)進行三場演講后，他突然中風，左側(cè)偏癱。潘尼迦隨即辭去外交官職務(wù)，回到印度。此后，他的身體有所恢復，但也大不如前。此時的潘尼迦雖尚未喪失恢復健康或發(fā)揮余熱的希望，但“已不敢奢望自己能邁入新的人生章節(jié)”。他開始抓緊時間完成自己的自傳，直到1963年12月10日在邁索爾大學副校長任上去世。
      像許多偉大人物一樣，1895年出生的潘尼迦，注定了不僅要見證時代的歷史巨變，而且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助推這樣的巨變，進而確立自己的歷史地位。毫無疑問，無論是服務(wù)于土邦王公還是服務(wù)于新生的共和國，成就潘尼迦偉大功績的不竭動力，源自其內(nèi)心深處，那就是對國家的熱愛、對政治的熱情、對文明的熱捧。這些連同潘尼迦作為深諳土邦事務(wù)的縱橫家、長袖善舞的外交家、東西貫通的歷史學家、濃郁印度關(guān)懷的海權(quán)家以及馬拉雅拉姆語文學家的身份，編織起了潘尼迦豐富而多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