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師范大學中國社會轉型研究書系：古文獻與學術史論稿》：
　　在墨子看來，“禮樂”就是這樣一種事物。因為它不提供任何具體的物質產品，且“虧奪民衣食之財”，浪費社會財富，對于社會治理更是毫無價值。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所謂“禮樂”形式及精神皆來自西周宗法社會，據(jù)說由周公所創(chuàng)制。從某種角度來看，此種“制禮作樂”是作為宗教化的對立面而出現(xiàn)的，反映的是人際關系的調整，它表明社會開始由“神治”走向“人治”。楊尚奎指出，宗周禮樂文明實質上“從‘天人之際’轉到了‘人人之際’，逐漸拋棄了天而走向人”。毋庸置疑，它與墨子的“天志”實難相容，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明白，為什么“同是堯舜”的儒家極力推崇周公，而在《墨子》頻繁稱道的“堯舜禹湯文武”圣王序列中，則沒有了周公的位置。質言之，在墨家看來，由周公制作，又被儒家推揚的“禮樂”，既偏離“天志”，又不能創(chuàng)造具體的物質財富，所謂“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墨子·公孟》）。實在是上“不中圣王之道”，下“不中國家百姓之利”，是“以文害用”的典型。故而墨子特提出“非樂”理論加以貶斥，并在《墨子·非樂》篇中以決絕態(tài)度宣稱：“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然而，詩與歌舞音樂，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它們很早就結為一體，難以分離。朱光潛指出：“詩歌與音樂、舞蹈是同源的，而且在最初是一種三位一體的混合藝術�！蔽髦芏Y樂文化的建立，更是從形式到精神上，將詩與禮樂緊緊地連接在一起，從而呈現(xiàn)出一種“郁郁乎文哉”的境況。在墨子時代，雖然由于“禮崩樂壞”，詩義與禮樂開始呈現(xiàn)出若干分離的傾向，但總體上還是“《詩》《書》、禮樂”并存。尤為重要的是，在孔子及儒家的推揚下，《詩》與禮樂的結合不僅獲得相當程度的恢復，還日漸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它們更由此成為了儒家重要的學術文化資源。所以在《墨子·公孟》中，才有孔子“博于《詩》《書》，察于禮、樂”，從而可以“為天子”的說辭。基于功利主義的學派立場，一方面，墨子本就以從《詩》學中驅除禮樂為己任；另一方面，既然孔子及儒家將禮樂與《詩》這么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并由此贏得了高度的社會承認，那么，“非儒”的墨子能不憤而反擊，并反其道而行之嗎？故而在《公孟》篇中，墨子反詰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毫無疑義，墨子對于“誦詩”“弦詩”“歌詩”“舞詩”之舉是毫無保留地反對，甚至是憂慮和厭惡。有學者據(jù)此說：“他對儒家的思想是持鄙棄的態(tài)度，所以連儒家所整理的要籍《詩》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攻擊�！钡�如果準確地說，墨子所攻擊的并不是《詩》，而是與《詩》密不可分的禮樂歌舞，他的工作是將“有用”的《詩》與“無用”甚至有害的“樂”分離開去，這是墨子《詩經》學中的一大核心任務。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墨子將《詩》與禮樂進行分割，就是將儒家之《詩》轉為“，先王之書”的過程。因為只有“非樂”，才可真正地拋棄儒家色彩，《詩》也才可為我所用，從而進一步成為自己的理論利器。那么，從禮樂文化中切割出來的《詩經》有什么作用呢？按照墨學的邏輯理路，自然是要將其打造為能“中圣王之道”，并可求得“古者圣王之事”所“本”的文獻資料�；�于這樣的趨向性，在墨學中，《詩經》就不再需要吟唱涵泳，它只要證明“先王”之行事，并進而認定墨學理論的正確性。這樣的話，《詩經》就實質上成為了一種為墨學量身定做的歷史文本，基于此點，學界已越來越注意到墨子《詩經》學中所具有的歷史主義氣息。有學者說：“墨子確實具有‘以《詩》為史’的《詩》學觀念�！辈⒄J為：“戰(zhàn)國儒家《詩》學屬于孔子開創(chuàng)的‘詩教《詩》學系統(tǒng)’，而墨家《詩》學應屬于傳統(tǒng)的‘歷史《詩》學系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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