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梁覺教授（代序） 

梁覺教授于2015年5月25日英年早逝，學界同仁無不扼腕嘆息。中外學者紛紛在自媒體、網(wǎng)絡以及學術期刊上發(fā)表文章紀念他，同行們也在不同的學術場合舉行紀念活動，MOR雜志計劃出版關于梁覺教授學術研究的特刊。受IACMR的委托，我們特別編輯這本書，一方面向讀者呈現(xiàn)梁覺教授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從他頗具前瞻性與洞察力的研究中獲得啟迪，另一方面也表達IACMR以及我們對于梁覺教授的懷念和敬意。 

梁覺教授將自己的畢生精力投入科研、教學和學術社區(qū)的服務之中。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學習生物，畢業(yè)后去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攻讀心理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后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任教，之后擔任心理學系主任。后來到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任講座教授，并擔任管理系主任。2014年回到香港中文大學任管理學院講席教授，潛心從事學術研究。他是國際商務學會、美國心理科學學會以及跨文化研究國際學會的會士。他曾擔任《亞洲社會心理學》的主編、JIBS的領域主編和副主編、《亞太管理雜志》和《跨文化雜志》的副主編；擔任過MOR的副主編，并為IACMR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他還擔任過跨文化心理學國際學會（IACCP）的主席、亞洲社會心理學學會的主席等重要學術職務。 

梁覺教授對學術非常執(zhí)著，數(shù)十年來初心不改，一直孜孜不倦地開發(fā)新的研究課題。有一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之后，他和樊景立教授一起回香港，兩個人在登機口等飛機時討論學術問題，完全沉浸在討論中，竟然徹底忘記了坐飛機的事，硬是把航班給錯過了。正是對于學術的癡迷精神，造就了梁覺教授在學術上的卓越貢獻。他的研究橫跨心理學和管理學，在跨文化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和組織行為學的理論及方法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早期的研究多專注于跨文化心理學，比較中美文化中個體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異同。中后期的研究一方面注重方法論本身，另一方面開始重視本土概念研究，同時還繼續(xù)中外對比研究，特別是在創(chuàng)造力這個課題上。紀念梁覺教授（代序）梁覺超越東西文化的研究:梁覺教授論文選集決定編輯本書時，我們?nèi)�人�?jīng)過討論，從眾多作品中選出了能夠代表梁覺教授研究成果和特色的11篇文章，包括他在分配公平、沖突處理與談判、和諧、社會信念幾個領域中發(fā)表的具有很大影響力的研究作品。 

仔細閱讀這11篇文章，可以體會到梁覺教授的學術風格和發(fā)展歷程。他由于中美分配公平的跨文化比較研究（Leung & Bond, 1984；本書第1章）而開始受到學界關注，隨后他又發(fā)表了比較中美解決沖突方式的研究報告（Leung， 1987；本書第4章）。他還意識到中國人與美國人對于內(nèi)群體和外群體的態(tài)度不同，揭示了中美兩國人在處理與內(nèi)外群體成員之間沖突上的差異，并以文化集體主義解釋了這種差異（Leung,1988；本書第5章）。這三篇文章成為跨文化研究領域的經(jīng)典之作，也奠定了梁覺教授在跨文化研究領域的領導地位。 

除了考察中美差異之外，他的作品還比較了在韓國和美國文化下，互動目標對于公正原則選擇的影響（Leung & Park, 1986；本書第2章）。采用他在社會公平研究中采用的范式，他與合作者通過三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研究揭示了在資源分配決策當中，互動公平對于個人自我中心偏差的影響（Leung, Tong, & Ho, 2004；本書第3章）�；�于他對文化差異的理解，以及他在沖突處理和獎賞分配方面的研究積累，他系統(tǒng)地總結和分析了沖突處理、談判以及獎賞分配方面的跨文化差異（Leung, 1997）。這篇論文被從事談判、沖突處理和獎賞分配領域的研究者頻繁引用。由于梁覺教授熟悉多國文化，因此他與同事致力于從多元文化視角建立起解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會信念的模型，并在世界各國收集數(shù)據(jù)，比較各國在幾個社會信念上的差別（Leung & Bond, 2004；本書第9章）。這項工作激發(fā)了全世界的學者從事社會信念的研究。 

梁覺教授對于中國文化具有深入的理解，并在研究中體現(xiàn)出中國文化的特色。西方人注重對沖突的處理和管理，而他覺得中國文化注重關系，中國人很注重和諧。他在前面提及的1997年的那篇總結性的文章中，開始對“和諧”進行界定和分析，幾年之后，他明確區(qū)分了和諧具有“和諧提升”和“避免分裂”兩種不同的動機，并推演出它們會導致不同的沖突處理方式（Leung, Koch, & Lu, 2002；本書第6章）。他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與師生交流時曾說，他認為關于和諧的研究雖然具有高風險但卻很值得做。后來，他與同事進一步開發(fā)量表，比較中國香港、中國內(nèi)地和澳大利亞三個樣本在和諧觀念上的異同，還考察了和諧的兩種動機與五種沖突處理方式之間的關系，以及這些關系在中澳文化中存在的差異（Leung, Brew, Zhang, & Zhang, 2011；本書第7章）。 

梁覺教授的研究不只局限于心理學領域，還延伸至管理學領域。他基于在跨文化和公正判斷方面的深厚積淀及洞察力，與同事們合作建構了文化與公正判斷之間關系的理論（Morris, Leung, Ames, & Lickel, 1999；本書第8章）。從心理學系進入商學院任教之后，他開始將自己在跨文化領域的積累應用于國際商務領域。他與合作者就文化及國際商務之間關系的論述（Leung, Bhagat, Buchan, Erez, & Gibson, 2005；本書第10章），為該領域的未來研究指明了方向。這篇文章是他的作品中被引用次數(shù)最高的文章之一。他最新的文章，進一步整合當代社會心理學，尤其是文化心理學的最新研究和理論，闡述了文化與行為之間關聯(lián)的動態(tài)機制（Leung & Morris, 2015；本書第11章)。相信這篇文章會啟迪國際商務學者開展更多的研究，也有助于學者揭示全球化環(huán)境下人們的工作行為規(guī)律。作為學界同行，我們?nèi)�人都與梁覺教授具有深入的交流和深厚的情誼。在聽到梁覺教授病重住院的日子里，我們時時掛念，希望他早日康復，一切安好。然而我們的心愿落空了，聽到梁覺教授去世的消息，我們每個人都異常悲痛。我們對他的懷念并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消退，每每想起他來，依然感到心痛。他是我們尊重、景仰和熱愛的良師益友。下面這些內(nèi)容分別簡述了我們每個人與他的交往，以表達我們對他的懷念。這些內(nèi)容改編自陳昭全2015年8月9日在美國管理學會（AOM）年會上舉行的紀念梁覺的活動上的發(fā)言，以及2015年5月26日陳曉萍和張志學聽到梁覺去世的消息后當天寫的紀念文章。陳昭全最初了解梁覺，緣于閱讀他關于中西方文化中分配公平差異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當昭全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時，梁覺已經(jīng)是跨文化心理學領域的權威學者。梁覺發(fā)現(xiàn)，在分配報酬時，中國人偏好平等而西方人傾向于公正。昭全在博士論文中提出了相反的假設并得到了實證支持，即伴隨著中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市場經(jīng)濟改革，中國人甚至比美國人更支持差異化的報酬分配。在第一次和梁覺見面時，昭全感到忐忑緊張甚至隱隱不安，因為兩人的研究結論相悖，不知道梁覺會作何反應。沒想到梁覺對于這篇論文大為贊揚，并與昭全握手表示祝賀。梁覺的寬廣胸襟和包容品格深深地感染了昭全，從此昭全開始向梁覺請教有關中國文化、組織公平和跨文化心理學的知識。兩人的友誼和合作關系日漸加深。 

梁覺和昭全后來各自邀請對方到自己的大學訪問，與對方的博士生們見面，分享他們對于學術研究所需要的品質(zhì)——志存高遠、滿懷熱情、充滿好奇和具有內(nèi)在動機——的理解。之后兩人有更多的相互幫助和合作：共同在MOR的編委會中工作，共同在MOR期刊上合作編輯“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特刊，也受陳曉萍之邀一起在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OBHDP)上主編“中國管理研究”特刊。 

陳曉萍和梁覺是伊利諾伊大學的校友，他們先后在心理系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梁覺比曉萍早10年畢業(yè)。由于他們師從同樣的教授——Harry Triandis和Sam Komorita，因此曉萍開始讀博士時，Komorita教授總是向她提起梁覺，說他是一個“在壓力狀態(tài)下達到最佳工作狀態(tài)”的人，讓曉萍印象深刻。曉萍畢業(yè)后去香港科技大學任教，那時梁覺是香港中文大學心理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兩人在香港見面，之后因IACMR的工作開始更多地交往。梁覺擔任JIBS的領域主編時，曾主管曉萍投給JIBS的文章。他在整個審稿過程中向曉萍提出要求并給予指導，使得該論文的質(zhì)量得到顯著提高，并最終得以發(fā)表。曉萍曾經(jīng)擔任IACMR的第二任主席，也曾擔任MOR的顧問編輯。梁覺先是擔任學會期刊MOR的資深編輯，后來又擔任其副主編，還兼任過MOR“中西方創(chuàng)造力”特刊的主編。曉萍成為OBHDP的主編之后，邀請梁覺加入編委會，后來又邀請他擔任OBHDP“中國現(xiàn)象研究”特刊的特約主編。而梁覺在研究、教學和行政任務極其繁重的情況下，都欣然應允。 

曉萍和梁覺都在IACMR舉辦的管理研究方法培訓班上擔任導師工作。這個培訓班每兩年辦一期，培養(yǎng)了大量優(yōu)秀的管理學者。每期前后四五天的時間，導師每天12個小時高強度地工作，與多所大學的年輕教師、博士生一起討論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在這些培訓班里，梁覺和曉萍作為導師及籌辦者，進行了很多的交流和商榷。梁覺為人隨和，非常容易共事，從來沒有任何架子。兩人無論在IACMR的活動中還是在AOM碰面時，都是既談學術也拉家常。在曉萍看來，梁覺從來都是十分放松、灑脫的樣子。他不僅擅長，而且從內(nèi)心深處熱愛這些工作，總能舉重若輕，游刃有余。 

張志學與梁覺交往很多，他們最后一次見面是在2014年12月5日。當天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行的首屆MOR前沿研討會上，梁覺邀請志學在他召集的專題會上發(fā)表演講。會議結束后，志學坐他的車到香港中文大學火車站，從那里回深圳繼續(xù)第二天的教學工作。路上，志學告訴梁覺一個好消息，他們關于進言的文章已經(jīng)進入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的第三輪評審，該論文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就是“避免分裂”。志學表示等文章被接受后就發(fā)給梁覺，表明他基于中國文化提出的概念已被國際高水平期刊認可。等到文章被接受時，梁覺已經(jīng)病重，一直沒能閱讀，留下了遺憾。 

志學在香港理工大學工作的最后一段時間，想到即將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任教，從心理學研究者轉為組織管理研究者，就希望找機會向前輩學習。2000年春天，梁覺邀志學去他家聚會，聊了很多有趣的事情，也在學術上給了志學一些建議。光華管理學院創(chuàng)辦國際博士生項目之后，志學邀請梁覺與博士生們分享研究心得。他講了自己七個引用率最高的研究，分析它們?yōu)槭裁词芡�行關注，創(chuàng)新點在哪里。最后講到關于“和諧”的研究時，他說這種研究具有高風險，他不以發(fā)表文章為目標的時候才敢做。2005年志學去香港拜訪時，梁覺分享了自己如何管理時間、如何平衡研究和行政工作、如何指導博士生的心得。2009年年底，梁覺、志學等一行十多人去德國大學訪問。在長時間的晚餐過程中，內(nèi)地學者由于缺乏感興趣的話題而顯得沉悶和無聊。但是，梁覺卻能與德國同行們聊很多有趣的話題。事后，他被問起為什么如此善于聊天時回答說，閑談其實也是學術生活的一部分。他平時善于學習和積累，并思考看到的東西，當需要閑談時就能夠與別人交流和分享。這可能是他頗具研究洞察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原因。在我們看來，梁覺教授既擁有中國傳統(tǒng)的君子之風，同時又是一位后現(xiàn)代的世界公民。他在學術和生活中興趣廣泛、待人溫和、平易近人，他周游世界、學識淵博、研究精湛，精通并贊賞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文化。他在與人交往時總是充滿鼓舞人心的力量，總能給別人帶去知識和精神上的啟迪，而又永遠與世俗鉆營的物質(zhì)利益保持距離。在當下諸多精英都在追求權力、資源和名利之時，梁覺教授以他的清新之風留給了我們這些學人難得的精神財富。 

梁覺教授在有生之年盡了最大的努力為社會、為他人貢獻了自己的聰明才智，我們編輯這本書的目的在于感謝他為華人心理學和中國管理研究作出的卓越貢獻，也表達我們以及同仁對于他的紀念。雖然本書并不能反映他研究和作品的全貌，但我們希望并相信這些文章對于同行的后續(xù)研究將有所啟迪和幫助。 

陳昭全、陳曉萍、張志學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