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日本均為東亞的主要國家，且互為鄰邦，所以自古以來，兩國之間的交流就頗為頻繁，并最終使兩國的歷史文化表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此一來，無論是對中國學者還是對日本學者而言，以彼國歷史為參照顯然是深入了解本國歷史的重要方法。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日本國內(nèi)一直有不少學者對中國史保持密切關(guān)注，日本的中國史學界也已逐漸成為域外最為重要的中國史研究力量之一。毋庸置疑，中國法律史是為中國史這一流域所涵蓋的一片風景，因此日本學者作為整個流域的觀察者自然也不會忽略對這片風景的“深描”。

　　那么，日本學者在中國法律史研究上具有哪些特點呢？周一良先生在為《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作序時曾概括日本學者中國史研究的特點，這些特點似乎也可適用于他們對中國法律史的研究：“一、遵守乾嘉樸學大師的教導：讀書必先識字。日本學者非常注重古漢語的訓練，例如大學的史料演習班上，必須弄清史料每個字的含義……二、注重窮盡資料，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三、日本學者注重結(jié)合書面記載進行實地調(diào)查……四、從研究領(lǐng)域來看，日本學者治中國史涉及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民族、思想、宗教、法制、科技、中外關(guān)系、歷史地理等各個方面，涵蓋極廣……五、就時代而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歷史幾乎從遠古到近代現(xiàn)代，各個時期都有人鉆研，沒留下多少空白……六、日本學者中國史研究的成果，有足夠廣闊的發(fā)表園地……”諸種特點的存在使日本學者的中國法律史論著在整體上和在學術(shù)意義上實現(xiàn)了“大小皆宜”的目標：于“小”的方面說，可謂資料詳實、立論有據(jù)、邏輯縝密；于“大”的方面說，歷史上的法現(xiàn)象既在某個朝代的文化網(wǎng)絡(luò)中覓得了自己的位置，又在前后朝代的更迭中獲得了較為合理的意義，且能引申出頗為宏闊的理論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