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原則性的基本方法
　　我在序言中已說過，治史不能機械的拘守某一類固定的方法，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些大原則大方向。我覺得治史學有幾條應注意的原則性的基本方法問題，也有一些應注意的較具體的規(guī)律。茲先就原則性的基本方法問題提供一點意見。
　�。ㄒ唬┮�“專精”，也要相當“博通”
　　專精與博通兩個概念當為一般人所知，不必說；但尤著重“精”與“通”兩字。專不一定能精，能精則一定有相當?shù)膶�；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當�(shù)牟�。治學要能專精，才能有成績表現(xiàn)，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所以近代治學愈來愈走上專精之路，要成為一個專家；雖然最近已注意到科際的研究，但過分重視專精的觀念仍然未改。其實，為要專精，就必須有相當博通。各種學問都當如此，尤其治史；因為歷史牽涉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當博通，就不可能專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話。所以治史最為吃力，很難有一個真正的青年史學家！
　　治史的博通可分從兩方面談。第一，史學本身的博通。即對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當?shù)牧私�，尤其對于自己研究的時代的前后時代，要有很深入的認識，而前一個時代更為重要。若治專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經(jīng)濟史、社會史、學術(shù)史等等，治某一種專史，同時對于其他的專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當?shù)牧私狻５诙�，史學以外的博通，也可說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種社會科學。
　　先講旁通，要想真正旁通各種社會科學，雖然斷然做不到，但至少要對各方面有一點皮毛知識，有一點總比毫無所知的好。現(xiàn)在時髦的看法，要以社會科學的觀點研究歷史，于是各種社會科學家都強調(diào)自己的立場，以為研究歷史非用我的方法理論不可。記得前年臺灣有些史學家與一些社會科學家開過一次聯(lián)席會議，社會學者、人類學者、經(jīng)濟學者、統(tǒng)計學者、心理學者等等，就各人強調(diào)自己的方法理論，作為研究歷史的法寶。當時有一位歷史學者說，這樣講來，我們歷史學者就無用武之余地了！其實各方面的意見都有問題。治史有考史、論史與撰史的不同，而相輔為用�？际芬�把歷史事實的現(xiàn)象找出來，論史要把事實現(xiàn)象加以評論解釋，然后才能作綜合的撰述工作。社會科學的方法對于論史最有用，對于考史撰史的用處比較少，社會科學家要越俎代庖，也只能做部分的論史工作，考史撰史還是非全部由史學家做不可！至于各種社會科學對研究歷史都有幫助，那是絕對正確的，但也各有局限性，不是隨時都可用得上。幾年前有一位頗有名的史學界朋友，告訴我：“要用統(tǒng)計法治史�！边@話本不錯，但史學問題哪都是統(tǒng)計法所能解決的！其實我最喜歡用統(tǒng)計法。三十多年前，我研究漢代地方官吏的升遷，就是用的統(tǒng)計法，根據(jù)統(tǒng)計數(shù)字，作成升遷圖1，在那時可謂是極新的方法了。但歷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難道不能量化，我們就不做？現(xiàn)在我寫《國史人文地理稿》，也喜歡用統(tǒng)計法，還特別搜購了一部《地理統(tǒng)計學》來看。那里面所講的方法非常好，但歷史已過去了，很少如意的資料讓我統(tǒng)計！所以方法雖好，但材料不允許，用不上，奈何！用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的方法理論治史學，也同樣都有局限性。有些人從政治學的觀點批評政治史學家的成績，從經(jīng)濟學的觀點批評經(jīng)濟史學家的成績，從社會學的觀點批評社會史學家的成績，總覺得不好，那都是不切實際的苛責。他們忽略了歷史已成過去，人家那種成就也許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哪有社會科學家研究目前的人類社會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與方法去作調(diào)查，材料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那樣方便！然而我們不能否認有些社會科學的知識對于研究歷史實有極大用處。就以我的經(jīng)驗言：我在高中讀書時代寫了一篇《堯舜禪讓問題研究》，我認為堯舜禪讓只是部落酋長的選舉制，這就是從人類學家莫爾甘（L. H. Morgan，1818—1881）所寫的《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悟出來的。儒家不了解當時實情，比照后代傳子制看來，堯舜之事自是公天下的禪讓，這是美化了堯舜故事。等到曹丕篡奪漢獻帝的君位，但表面上仍要漢獻帝寫一張最后詔書，說是把天下讓給姓曹的，所以曹丕就想到“堯舜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說舜之代堯，禹之代舜，也只是和他自己一樣的篡位而已；這又把堯舜故事丑化了。但我若沒有一點人類學知識，就極可能不能悟到這一點。又例如我撰《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quán)與地位》1，說明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jiān)職權(quán)地位之不同，以及兩類機關(guān)的關(guān)系。按唐代六部與九寺諸監(jiān)的職權(quán)似乎很混亂，一千多年來都搞不清楚而有誤解。我詳征史料作一番新解釋，說六部是政務機關(guān)，六部尚書是政務官，九寺諸監(jiān)是事務機關(guān)，他的長官是事務官，這兩類機關(guān)有下行上承的關(guān)系。如此一來，各方面看來很不合理的現(xiàn)象都變成合理了，這也是從近代行政學的觀念入手的。舉此兩例，可見社會科學對于歷史研究有多少重要。但社會科學的科別也極多，每一種學科都日新月異，一個歷史學者要想精通各種社會科學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過我們總要打開大門，盡可能地吸收一點！盡可能予以運用！縱不能運用，也有利于自己態(tài)度的趨向開明！
　　至于歷史本身的博通，更為重要。但這是本身問題，要博通比較容易。本身博通的重要性可從兩方面講。第一是消極的，可使你做專精工作時不出大錯，不鬧笑話。我舉兩個例如下：
　　其一，法國藏敦煌文書第3016 號紙背云：
　　天興（？）七年十一月，于闐回禮使、內(nèi)親從都頭、前高昌令、御史大夫、檢校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索全狀文。
　　日本有一位敦煌學專家屢次提到此條，以為北魏道武帝天興（他釋為天興）七年（西元404），當為敦煌文書之最古者。其實大誤。我們只看索全的官銜，馬上就可知道這一文件不可能早過晚唐，可能是五代時期的。何以見得？上柱國的勛名創(chuàng)自北周，朝廷中幾個功勛最高的大功臣，始能蒙賜，知此文件絕不能早在北周之前。以一個縣令擁有“御史大夫、校檢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的頭銜，那就不會早過安史之亂；又有“回禮使、內(nèi)親從都頭”的銜名，那就不會早過晚唐，所以至少“天興”二字當有一個模糊不清，他誤釋為“天興”了。其實這些官銜，在兩《唐書》、《五代史》中常常見到，都在安史亂后，尤其晚唐以后，安史亂前是絕不一見的，所以不必是講制度史的人始能知道。那位先生研究敦煌文書，就該對于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歷史各方面都有相當了解，然而他事實上只在敦煌文書那一小點上去鉆，所以出此大錯！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