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正偉君，2006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從事明清史方向的研究，撰寫了碩士學位論文《善惡忠奸任評說——馬士英政治行跡研究》，2013年其論文正式出版。他對馬士英重新評價，認為馬士英不是“奸臣”，而頂多只是“騎墻者”。獲得碩士學位后，正偉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考為博士生，繼續(xù)從事晚明政治史的研究。在前番研究的基礎上，他精心修改充實博士學位論文，最近又推出新著《“小人”的軌跡：“閹黨”與晚明政治》。全書多所考辨，以崇禎二年的“欽定逆案”為線索，先弄清閹黨入案原由，然后探討閹黨的形成及相關政治活動，認為“東林總體上或許要優(yōu)于閹黨，但也并非毫無瑕疵”，“東林為了私利，也會拋卻公義”，進而說“這些也是我對其難以產生好感的原因所在”，因為，“東林的陣營、行事均非純忠，說他們成員龍蛇混雜，在不少事情上是公義與私心夾雜，或許更為客觀；以東林的是非為是非，先人為主以東林為‘忠臣’，反對者則為‘奸臣’，是有失公允的”。他認為：“本書立論都力求依據史料考據與事理推斷，不同于以往褒東林貶閹黨的基調，而是對東林有較多批評，為閹黨說了些‘好話’�！闭齻ゾ�憨厚樸實，勤于思考，時有心得，本人忝為他的博士生導師，于他的晚明政治史事研究，未能有所指點，而承他信任，現在先期通讀全書，看到他敢于創(chuàng)新立新，在學業(yè)上不斷有所收獲，倍感高興。此書也確如作者所自詡的那樣，搜集了諸多第一手材料，憑借史料分析推斷，故全書基礎牢靠，殊少鑿空之言，持論也切合晚明時勢，較為客觀，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晚明史尤其是晚明政治史的研究。

　　近年來，隨著明史研究尤其是明清社會經濟研究的不斷深入，晚明研究似又重放光彩，鴻篇巨制源源推出，有謂晚明社會轉型的，有謂晚明社會變遷的，有謂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的，有謂晚明大變局的，更有高度評價晚明的。毫無疑問，晚明社會發(fā)生了明顯變化，這種變化在中國歷史的進程中有著極為重要而突出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進一步探討晚明時代變遷中的人物群像，看看時代活動者在變遷的時代是如何活動的，他們的活動又對那個時代的變化產生了哪些影響，在那個時代的盛衰過程中占有什么樣的分量，換句話說，他們應該擔負什么樣的時代和歷史責任？陽正偉的《“小人”的軌跡：“閹黨”與晚明政治》一書，全面展示閹黨及其對立面的眾生相，無疑為我們認識晚明、評價晚明提供了歷史活動者和創(chuàng)造者方面的豐富內容。

　　說到晚明，說到對晚明人物的評價，正偉君對東林多所批評，而為閹黨說了些“好話”。其實明末清初的人，包括東林遺孤、東林后人，痛定思痛，即對東林有所批評指正。如夏允彝說東林與非東林一樣，“疑其異己，必操戈攻之”，“異己者雖清必驅除，附己者雖穢多容納”，“東林中亦有敗類，攻東林者間亦有清操獨立之人”（夏允彝《幸存錄》“門戶大略”條）；吳暄山所謂“南黨固多小人，東林豈盡君子”（史博《慟余雜記》“東林緣起”條）；清初《明史》撰稿者朱彝尊所謂“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不皆小人”（朱彝尊《曝書亭集》卷32《史館上總裁書》）。諸如此類，持論為人習見。然則夏允彝還有話：“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碑斁终呙�，旁觀者清，經過了四百年左右，我們似乎可以更加超脫、平允、客觀地來評價晚明時代的，眾生相了。東林不皆君子，但畢竟多君子，異乎東林者不皆小人，但畢竟多小人。如果我們硬要對晚明人物群體分類貼標簽的話，東林的人品風節(jié)，總體而言，優(yōu)于非東林及閹黨，殆可斷言。此外，我們評價東林與非東林各色人群，似乎應將其領袖人物、主體骨干與一般人員分開，前期和后期分開，群體與個別分開。如果各打五十大板，不分早期晚期，不分主要骨干還是附麗之徒，恐怕無益于真正認識晚明社會。

　　明末清初人費密說，“論事必本于人情，議人必兼之時勢”，今人錢鍾書先生說，“追敘真人實事，務要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處地，揣摩忖度，庶幾人情人理”。說到對晚明人物的評價，說到晚明人物的歷史責任，也許這是本論題主旨所在，正偉此書殊少涉及晚明諸位皇帝。在我看來，明朝之亡國，東林與非東林，正人與閹黨，乃至晚明時代的所有人均逃脫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