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把《吉祥時光》的完成稿交給編輯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我還有許多東西沒有寫。

我沒有寫西墻下的夾竹桃：雨后的院子，蜻蜓在空中飛舞，有的一只架在另一只的身上飛，我們不知道這是愛情，我們管它們叫架彩；有的蜻蜓落在盛開的夾竹桃上，悄悄地走過去， 一抓一個……如果能抓到膏藥或者撈茲兒（兩種特殊花 紋的蜻蜓），那就是中彩了。

我沒有寫草地上的指甲草：姐姐把指甲草上的花瓣摘下，用小木棍兒在石頭上搗碎，除了把她的指甲涂得通紅，還把它涂在我的腮上，我們一起哈哈大笑……

我沒有寫小南屋前的玉簪棒：我一歲的時候，手里拿著含苞的白花兒，光著屁股和它合影。那張照片被壓在玻璃板下，最精彩的地方后來被沁進的水沾掉了……

我還沒有寫棗樹上的楊剌子：那綠色的蟲子幾乎蜇遍了家里所有的人，但回憶起棗樹時，它與又脆又甜的棗子卻同樣出現(xiàn)在你的眼前……用現(xiàn)在的眼光觀察楊剌子,它的外表是很酷的。

想到這些難忘的小生命，似乎被寫空了的心忽然又變得充盈起來。

書寫自己的童年是我多年的愿望，但是有一天，當我提起筆來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開始的時間太晚了，許多事情已經不記得了。尤其是那些情感和話語，那些聲音和顏色。

那個家、那個院子我已經離開了五十年，許多人和事都已隨風而去，留下的也已經支離破碎……歲月流逝，星光逐漸暗淡。除了時間和距離，還因為十年特殊時期摧殘了那里無辜的樹木花朵，摧毀了那里善良的生命……

想不起和不愿想起，讓我沉重而糾結。我想念那個地方，但是我不愿意回去，那里有我難忘的美好時光，也有不堪回首的記憶……

我看著大樓拐角的一株玉蘭，已經是冬天了，沒有一片樹葉，卻有一個個花苞俏立枝頭，我實在分不清這是玉蘭樹的遲暮還是蓄勢待發(fā)的新生。

我就像在冬天的季節(jié)里尋找春天的花朵，艱難雖是艱難，但生命的綻放總是給我意外的驚喜！

我還是要寫，童年在記憶的深處，當你試圖喚醒它的時候。有時候它像個陌生人一樣走到你面前，讓你不由不懷疑，這是我的童年嗎，還是我的思念走火入魔了？有時候它卻又奇跡般跳起來擁抱你，讓你返老還童。

我努力地在寫。生活本來饋贈給我的戲劇性的可以變成故事的情節(jié)都隨著時光消失了，尤其是那些細節(jié)和語言。剩下的只是一個個鏡頭和畫面，缺少的是動人的感情的記憶。

有人說，大人物的回憶是屬于歷史的，小人物的回憶則是屬于文學的。我雖然是個小人物，但心中童年的故事里也有刻骨銘心的歷史，我不愿意讓我的讀者以為我的童年是在一個虛無的年代度過的。我希望讀者能看到過去，能看到那個時代中一個真實的童年。

我用心地在寫。這不是一部回憶錄，因為我的童年里還有屬于文學的人性和溫情，也有可以啟迪人生的智慧與文化。我們的心是相通的，我相信，我的童年若寫到心靈深處，便也是你的童年。

這幾年因為各種機會讓我看到許多作家書寫自己童年的書。我有興趣思考和討論這個問題，我也從同行和朋友們的作品中學習到不少經驗。

希望把童年寫成一部文學作品，那就要在真實的基礎上有適當的虛構。但是許多寫作者在書寫的時候都發(fā)現(xiàn)，真實的生活是排斥虛構的。但是沒有虛構，就沒有文學。我理解的這里的虛構，實際是感受過、思考過的生活。我現(xiàn)在寫下的文學是感受過的生活。

我自己在書寫童年的時候，經常遇到幾個問題：重大歷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的關系，沉重與輕松的關系，童年中兒童視角與書寫者當下思索經驗的關系。

不斷地遇到，不斷地克服，也就不斷地獲得成功感。

我還想寫出老北京的文化，可什么是北京文化呢？北京文化有好多種，皇家文化、士大夫文化、平民文化。我們的主人公的身份決定了他的文化階層，而不是非要找個京劇演員或者八旗子弟來站腳助威。

北京有句老話：東富西貴，南賤北貧。在20世紀50年代，雖說都是北京，但各地區(qū)又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有些俏皮話很有色彩，反問句居多，大都用在不太友好的場合。售票員問：先生，您買票了嗎？這位先生不高興了，就回答：買票了嗎？你把這個嗎字給我去掉成嗎？再比如，甲不小心碰了乙，甲說：喲，沒看見乙回答：沒看見？！你長著眼睛是喘氣兒用的？

這些對話有特點，但不能代表老北京人都那樣說話。我覺得古道熱腸是老北京人一個特點，凡事要講個理兒也是如此。我盡力而為，不太刻意。

我還莊重地在寫。我要用這部作品寄托我對父親、母親、姐姐的思念，送給我還健在的哥哥、我的朋友們，同時獻給那些真誠和善良的好人。

感謝作家出版社的編輯左昡、邢寶丹。感謝那些支持和鼓勵我寫作的讀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