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是中國文化的元典，也是中國文學的源頭，唐代將《尚書》列為五經(jīng)之首。《尚書》文體是《尚書》研究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是對于《尚書》文體的研究一直困擾在六體和十體之爭，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本書通過先秦政治制度的設計的詳細考察和思考發(fā)現(xiàn)，《尚書》由堯舜禹三代和殷商部分和西周部分兩塊組成。前者為堯舜時代確定的三大禮系之一的納言，后者為西周禮制的雅言，后代史家稱言為《尚書》。為文皆具有禮制儀式規(guī)范，在直觀的六體之外，還有包含性質的文體和影響拓展性質文體，因此構成《尚書》本身文體、包含文體和影響形成文體三個層次計22種文體。

《尚書》本身的文體類型有12種，包括書、典、謨、訓、誥、誓、命、征、歌、貢、范和刑。這些文體名稱直接來自于《尚書》的篇章標題，《尚書》中的篇章充分顯示這些文體的思想內(nèi)涵和文本特點。與其它先秦典籍相比，這是《尚書》在文體方面最為顯著的特征。《尚書》包含的文體類型有詩、箴、盟、辭、諺語、冊等6種，這些文體上古以來就已經(jīng)存在，在《尚書》中被直接作為文體概念使用�！渡袝�》影響形成的文體類型有贊、言、規(guī)、戒4種，這些文體在《尚書》文本中還只是以一種行為方式的形式存在，尚未形成固定的文體類別。這些文體類型體現(xiàn)了上古三代社會的禮樂制度、政治制度、文化觀念和人文精神。

論文還回答了《尚書》文體產(chǎn)生的原因和性質。研究認為，《尚書》中的文體體現(xiàn)了宗教性和政令性合二為一的特征。歌、辭、盟、誓等文體產(chǎn)生于上古社會祭祀天地山川的儀式，而典、冊類文體的形成則與殷人祭祀祖先的儀式息息相關；誥、命等政令性文體名稱的確立與周代完備的史官制度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而以言成事的參政制度和宗周社會的樂語之教則直接催生了言、諷、誦等文體類型。記言史書是《尚書》的整體文本性質。《尚書》是上古三代時期的記言文集，以記載最重要歷史人物在重要歷史事件中的嘉言懿行，通過對帝王將相等人物的對話和言論的記載，展示了虞、夏、商、周最高統(tǒng)治階層的思想意識、政治決策及其社會文化內(nèi)涵，具有典冊性質，也就是儒家推崇的王道。

關于《尚書》的編訂、流傳情況，根據(jù)先秦時期的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引《書》、論《書》、用《書》情況進行統(tǒng)計、分析與歸納，我們認為，孔子確實對《尚書》作過整理。其目的是備王道典冊，與《尚書》的內(nèi)容正好互相印證。

《尚書》文體對后世文體的影響主要是官方文書、文學文體以及史傳文學。在官方文書方面，《尚書》文體提供了公文寫作的基本范式，開創(chuàng)了后世公文文體的基本形態(tài)；在文學文體方面，《尚書》開創(chuàng)了中國散文關注歷史、社會和人生的精神傳統(tǒng)，并在語言的形式美、用典的思維方式等方面對駢文的產(chǎn)生起到一定的孕育作用；《尚書》對古代小說神道設教的敘事傳統(tǒng)、入話的敘事模式、對話技巧、韻散結合的表達習慣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啟示作用。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夠從《尚書》文本中找到詩歌、辭賦、戲劇等文體的元素；最后，《尚書》以史為鑒的書寫精神、多體雜糅的書寫體例，唯尊者諱的不良書寫傾向等無不對后世史書和史傳文學產(chǎn)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