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藏眾多古籍珍品中，敦煌遺書、西域文獻、少數(shù)民族文字古籍、外文善本極具地域文明交流與文化融匯特色。
　　敦煌遺書是指1900年在甘肅敦煌莫高窟發(fā)現(xiàn)的4至11世紀多種文字的寫本、印本和拓本文獻，總數(shù)約6萬件。其中90％以上為佛教經典，其余為經、史、子、集四部書籍以及官私文書等文獻，被譽為“中國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主要有三個來源：政府調撥、私家捐贈和本館采訪。1910年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創(chuàng)建之初，在學者們的呼吁下，清政府下令將莫高窟藏經洞劫余遺書悉數(shù)運京，成為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的主體。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將原藏旅順歷史文化博物館的“大谷收集品”、劉廷琛舊藏等一千多件敦煌遺書調撥國家圖書館。海內外諸多愛國人士，如何遂、顧子剛等，紛紛將自己收藏的敦煌遺書捐贈本館。幾十年來，本館工作人員努力訪求，也進一步豐富了館藏。今天，本館收藏的敦煌遺書已達16579號，寫卷長度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是世界上收藏敦煌遺書最豐富的機構。
　　學術界將敦煌遺書按時代分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寫本、隋唐時期寫本、吐蕃統(tǒng)治時期寫本、歸義軍時期寫本。館藏敦煌遺書涵蓋四個階段，時間跨度極大，內容亦十分豐富，佛教、道教、摩尼教、三階教文獻齊全，文學、藝術、醫(yī)學、教育領域均備。西涼建初十二年（417）十二月二十七日抄寫的《律藏初分卷第三》為我館藏有紀年的最早敦煌遺書；敦煌《摩尼教經》與《摩尼廣佛教法儀略》《摩尼教下部贊》是中國迄今留存為數(shù)不多的漢文摩尼教經典，故我館藏本《摩尼教經》甚讓法人伯希和懊悔未能攜去；《辯亡論》作為文學作品代表，以雌黃涂改痕跡宣示著“信口雌黃”的來歷；《貞觀姓氏錄》則彰顯封建社會宗族譜系地位的重要性；《逆刺占》是一種看天象測人世的古代占卜類文獻，佚亡已久，賴我館藏歸義軍時期寫本，可探其究竟；BD14546V具有壁畫榜題抄本與底稿雙重性質；科舉考試范本《對策》中“民”“治”字均缺筆，暗示其為唐太宗時期寫本；《新修本草》能與日本杏雨書屋羽40綴合，顯示同一寫本分藏兩地甚至多地的敦煌遺書特征；《博望坊巷女社規(guī)約》記錄敦煌地區(qū)女性私社的規(guī)章制度，側面反映當?shù)嘏�性的社會地位；館藏劉廷琛舊藏敦煌遺書則是散藏敦煌遺書的代表之一，承載著敦煌遺書顛沛流離史。
　　正因敦煌遺書的特殊性和價值所在，館藏敦煌遺書與《趙城金藏》《永樂大典》《四庫全書》成為我館四大專藏，以圖集、縮微膠卷、網絡數(shù)字化途徑，全方位地為全世界學者服務。目前，16579號寫卷以圖集形式完全出版公布，通過拍照數(shù)字化平臺在互聯(lián)網上已公布高清圖像3000余件，縮微膠卷則作為最原始的存儲與使用媒介，保留著寫本修復前甚至從藏經洞剛出土時的原始狀態(tài)，學術價值頗高。這些寫卷作為中古時期寫本時代的遺物，可稱作中國、印度、希臘和波斯文化交流融匯的結晶，涵蓋了儒、釋、道與摩尼教、景教、祆教的精華，其豐富內涵和珍貴價值，不僅受到中國學者的極大重視，也吸引了世界各國學術領域的競相關注，已成為國際顯學。
　　繼敦煌遺書，西域文獻是20世紀初西北考察活動中的又一大發(fā)現(xiàn)，具備與敦煌遺書、吐魯番文書同等重要的學術價值，眾多寶貴資料為學術界帶來了新的研究課題與線索。
　　2005年以來，中國國家圖書館陸續(xù)征集入藏了6批新疆和田等地文獻，總計564號（有的1號內包含多件）。這些文獻均產生于4至10世紀，相當于中原王朝的兩晉至宋初時期，時間跨度很大。這些文獻內容豐富、形態(tài)多樣。從文種看，有漢文、于闐文、藏文、梵文、粟特文、焉耆-龜茲文、波斯文等，有的文獻為雙語書寫，甚至還有多件于闐文—漢文對照文書，對西域古語言研究極富參考價值；從內容看，不僅有大量宗教文獻，其中主要是佛教文獻，而且有四部典籍、官文書、書信等世俗文獻；從載體形態(tài)角度看，包括木簡、函牘、紙質文書、絹質文書、樺樹皮文書等類型，帶有封泥的書信與筆盒獨具特色。這些文書有著很高的文獻價值，其重要性不亞于敦煌遺書、吐魯番文書，已經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為此，季羨林先生曾在2008年6月10日發(fā)出呼吁：“聽說，最近新疆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很多古代語言的殘卷，這對于我們中國學界以及世界學術界都是特大的好消息，無論如何不要讓外國人弄走。”于是，在北京大學段晴、榮新江教授等學者的協(xié)助下，國家圖書館經過多方協(xié)調，最終分批征集入藏了這些文獻。
　　所藏西域文獻不但內容豐富，文種多樣，形制亦各異。紙質文獻有卷軸裝、梵夾裝、縫合裝，木質文獻有木簡、木牘，木牘本身也有幾種形制，有的尚存封泥和捆繩，盡顯西域原始文明的古樸特色。宗教類文獻則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當?shù)氐拿耖g信仰。已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02284）的于闐文陀羅尼咒是極具特色的中古時期文獻，細長條卷子上于闐文從左至右自上而下書寫，文中題跋表明其為于闐貴婦人所持護身符，卷起后小巧靈便，易隨身攜帶，發(fā)揮著保護婦女兒童的功力。漢文《觀世音菩薩勸攘災經》是讖記類偽經，將中原本土的泰山信仰和印度傳入的觀世音信仰嫁接在一起，反映了古代民間信仰的雜糅混合的狀態(tài)。和田地區(qū)漢文《孝經》鄭注，充分反映初、盛唐時期該文獻在西域的廣泛流傳，對于研究唐代經學史與西域歷史文化有較高文獻價值，已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06967）。另外，于闐文《金光明經散脂品》以絲綢之路南道所特有的正楷婆羅謎字體書寫，表明在于闐曾存有比現(xiàn)存梵文本內容更加豐富且更接近于義凈漢譯本及藏譯本的長部《金光明經》，文獻價值尤為突出。還有為數(shù)眾多的唐開元九年至十一年（721－723）于闐文、漢文雙語納稅木簡，以及買賣契約等多件于闐文、佉盧文函牘。這些文書，生動地反映了帶有神秘色彩的古代于闐社會、經濟、宗教與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宛如打開了一扇窗戶，讓今天的人們可以一窺絲綢之路上古老文明的精彩畫卷。
　　正因這批文獻價值不菲，北京大學段晴和榮新江教授與國家圖書館合作，通過研究課題、出版專著等方式釋讀、揭示文獻內容。目前已有不少學術論著問世，著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域文書·梵文、佉盧文卷》和《于闐文卷》已公開出版。
　　國家圖書館在藏書建設上充分體現(xiàn)了我國多民族文化融匯特點，收藏各種民族文字古籍達35000冊（件）。早在1909年，清政府籌建京師圖書館時，將內閣大庫四十余箱滿文典籍撥交圖書館，后來殖邊學校又贈送了四五箱滿蒙文圖書，從此開啟了我館收藏民族文字圖書的先河。1926年，國家圖書館前身國立北平圖書館籌建，1931年落成。1932年，始設滿蒙藏文編目室，開始了少數(shù)民族語文文獻的收集整理工作。20世紀20年代末，本館不惜重金購入一批西夏文獻，成為國內收藏西夏文文獻最多的機構�？谷諔�(zhàn)爭期間，馬學良、萬斯年先生收集了數(shù)量頗豐的東巴文、哥巴文、彝文等西南文獻。30至50年代，在于道泉、彭色丹喇嘛和李德啟先生的努力下，先后采集了大量的藏文、滿文和蒙古文文獻，約占我館民族文字古籍的三分之二。近年，本館又征集了不少藏文、蒙古文、彝文古籍，分六批購藏的西域文獻中含佉盧字、于闐文、粟特文文獻，填補了我館收藏空白。尤其，2015年購得一批黑水城西夏文文獻，其部分內容將彌補國內藏西夏文獻的諸多缺憾，價值非凡。
　　館藏民族文字古籍中，藏文《大藏經》有北京版、那塘版和德格版多種；《奧屯良弼餞飲碑》是難得的用女真文書寫上石的金代文獻；西夏文譯經圖則展現(xiàn)西夏時期在皇家宮廷組織下翻譯佛經的盛大畫面；回鶻文《玄奘傳》為10世紀寫本，文獻文物價值極高；蒙古文《軍律》是館藏蒙古文文獻中年代較早者，古樸的字體仍保留著回鶻式蒙古文的部分特征；《納瓦依詩集》是察合臺文古籍的代表，宣揚詩人納瓦依的多才多藝；傣文《大藏經》、東巴文《創(chuàng)世經》則為西南民族書籍文明的縮影，貝葉、鐵筆、象形文，無不體現(xiàn)古老文化的質樸；滿文三十二體篆字《盛京賦》，用活靈活現(xiàn)的滿漢篆字記錄乾隆帝對先人創(chuàng)建大清基業(yè)的豐功偉績的追述，流露出對開國功臣們的尊敬與緬懷之情。這些珍貴文獻，不僅是我館藏中的精品，也是該文種古籍中的結晶。通過這些經典，可領會各民族燦爛厚重的文化積淀、祖國文化寶庫的豐富多彩，亦可感受各民族團結融合的和諧氛圍。
　　外文善本是國家圖書館藏的另一特色，進一步展示著中西文化交流在書籍上的體現(xiàn)。自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到中國傳教開始，以書籍為媒介的中西典籍與文化交流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那些見證中西文化交流的西文善本，以及各學科領域中重要著作的重要版本、重要漢學著作、反映新印刷技術和裝幀方式的初版書恰是中國國家圖書館重要館藏之一。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外文善本特藏，目前已達5萬余冊，大體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善本，主要包含西文善本、日文善本及俄文善本，館藏計1萬余冊。其中西文善本以1850年以前出版的外文書為主，兼顧各學科領域中的重要著作的重要版本、西方人撰寫的有關中國的重要著述、反映新印刷技術和裝幀方式的初版書及發(fā)行量在千冊以下的珍稀限量本。另一是特藏，分為知名藏書機構和著名學者的外文專藏、名家手稿及部分近代公牘與私書，諸如英國女王和清道光帝于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簽定的中英文條約，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以及普意雅、穆麟德、鄭振鐸、袁同禮、梁啟超、宋春舫、巴金等近現(xiàn)代名家專藏。
　　從主題來看，中國國家圖書館也藏有較為完整的西方漢學典籍，包括早期的中國游記，近代以來入華傳教士的著述，西方漢學家、外交官、商人等對中國的研究以及文字和圖像的記錄。這些藏品中除了圖書外，也有繪圖、手稿、照片等形式文獻。藏品類型多樣，主題集中，反映了收藏者的旨趣，為相關專題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中國國家圖書館除了常規(guī)入藏途徑，近年來通過館藏整理、數(shù)據(jù)回溯，原有藏書中的善本逐漸登記入賬，數(shù)量逐漸增多，構成了我館的重要館藏之一。其中，《安哲羅全集》是館藏為數(shù)不多的搖籃本之一；《紐倫堡編年史》是一部插圖豐富的世界歷史著作，內容上以《圣經》為基礎記載了許多歷史事件，被公認為早期印刷業(yè)最優(yōu)秀的范例之一；1543年巴塞爾初版《論人體構造》是醫(yī)學史和自然科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作，在書籍史上也具有重要意義；哥白尼《天球運行論》、德里格音樂手稿、埃德溫?丁格爾《辛亥革命目擊記》等等，從不同角度反映了這些著作的流傳漂泊經歷，時至今日，仍為我們展現(xiàn)著當年的歷史實況與社會生活多層面。
　　從2010年起，中國國家圖書館外文善本開始申報《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至2013年，已入選8種，促進了資料揭示、文獻保護和為學界科研服務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