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今天中國的痛楚還是鄉(xiāng)土中國的痛楚？因為這種痛楚是痛到中國人骨子里的痛楚，是祖祖輩輩的痛楚，是每個人經驗中都積淀有的痛楚。這也就是在今天中國，為什么城市化已經相當發(fā)達的情形下，文學還是在書寫鄉(xiāng)土中國的歷史，還是關于鄉(xiāng)土中國的歷史敘事最為深切有力。這也是為什么莫言的文學敘事最有鄉(xiāng)土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含容量，他筆下書寫的鄉(xiāng)土中國的痛楚是如此徹底、充足而結實。當然，隨著中國現實生活的變化，隨著一代一代作家和讀者經驗的不同，鄉(xiāng)土中國敘事的“在地性”這一頁是否會很快翻過去，可能還難以斷言。就當代文學歷經的變革而言，確實可以看到莫言對八九十年代文學轉型起到的影響作用。這種影響本身表明，有力量的作家確實有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滲透進當代文學最深刻的變革中，并且為最有開創(chuàng)性的一批作家所接受，形成富有生長性和拓展性的文學經驗。

　　當然，莫言的書寫固然與他生長的土地有關，他牢牢地站在他的高密鄉(xiāng)，就像福克納站在他的故鄉(xiāng)約克納帕塔法縣一樣。莫言深受�？思{的影響，中國外國的評論文章都這么說。莫言后來解釋說他讀過十幾萬字的福克納的東西，他不想多讀，他或許感覺到�？思{的強大，或許他不想太受福克納牽制。因為福克納畢竟身處美國的南方，而莫言生長于中國北方的鄉(xiāng)村。�？思{的作品被稱為美國南方的“新哥特”小說，即那是一種偏向于狂怪、神秘、乖戾一路的文學；很顯然，在中國北方作家莫言那里，也有足夠的內容被稱為“新哥特”的元素。但是，莫言確實有很強的鄉(xiāng)土意識，很深厚的鄉(xiāng)土經驗，這使他可以放開來想象他的高密鄉(xiāng)，他的大地意識——紅高粱地才那么扎實，那么豐厚。說起來中國作家都有鄉(xiāng)村經驗，但是不是真正有“在地”的經驗，這就很有些不同。莫言、閻連科有土地經驗，甚至可以說有種地經驗，有用腳踩進泥土里去的經驗，不是去體驗、偶爾的勞動，而是謀生，是以此為生的經歷。賈平凹也有，但賈平凹更像是泥土里生長出的精靈，賈平凹總是作為一個精靈緊緊貼附在或者飛翔于土地之上。在這一意義上，張煒、劉震云、格非、余華與土地都有點距離。他們踩入土地的赤足沒有陷得那么深，出水才看兩腿泥，與土地的深淺讀讀作品文本就一目了然。 顧彬抱怨中國作家不懂外語寫不出好作品，唬住了不少中國作家和評論家。那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經驗，或許還是歐洲的經驗；在中國，至少有這樣一個時期，中國文學的內涵底蘊深不深，最后那點勁道給不給力，看那腿肚子上的泥巴——這是顧彬們永遠無法理解的中國文學的妙處（詭異處）。至少在莫言和其他幾位中國作家的比較中，這是一個極其關鍵的指標。當然，我說過賈平凹是貼附著泥土的精靈，他是泥上飄，賈平凹確實是一個杰出的中國作家，多少年之后人們還會承認這點。既生瑜，何生亮。賈平凹是漢語文學的集大成者，他是漢語文學最后的精靈，他的文學如何能讓西方世界承認呢？這是命，他是漢語文學最后的精靈。他貼著泥土在中國的大地上飛翔，如此廣袤的大地，難道還不足夠嗎？

　　如此看來，莫言確實深刻影響了當代文學的轉型，但他的文學經驗又是如此個人化，又是如此豐厚，并且如此深刻地與他生長的土地聯系在一起。他推動了一種文學潮流的生成，但又始終保持住自己的文學經驗的生長性，他還是堅韌地默默地走自己的路，在九十年代那些熱鬧的文學現場一側，莫言仿佛落荒而走，唱著在那時聽來不著調的“天堂蒜薹之歌”，去到怪誕的“酒國”，放了惡作劇般的“四十一炮”。那時人們望著莫言遠去的身影，如此蒼涼，如此詭異，在昏黃的歲月里，人們看不清他的面目。數年之后，莫言連續(xù)出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以及后來的《蛙》，這才讓人們意識到，他一直在如此堅定地磨礪自己。在九十年代解散的文壇之側，他再次另辟蹊徑，幾乎是以落荒而逃的執(zhí)拗，超越了九十年代的亂世怪象，他以寂寞的堅韌，賦予“莫言”這個名稱以“在地”的堅實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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