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在19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jié)，我們也沒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國去，此中的緣故是很復雜的。第一，中西相隔很遠，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國來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時沒有蘇伊士運河，中西的交通須繞非洲頂南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需三個月，因此商業(yè)也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絲、茶及別的奢侈品，我們的經(jīng)濟是自給自足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時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有很大的出超。在這種情形之下，邦交原來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緣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別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來，我們總把他們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而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tǒng)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感覺有聯(lián)絡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豈不是蠻貊之邦，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么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許他們做買賣，借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家分派別，不過是因為有些主張剿，有些主張撫。

那時的通商制度也特別，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廣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洋人曾到過漳州、泉州、福州、廈門、寧波、定海各處。后來一則因為事實的不方便，二則因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謂一口通商制度。在廣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買賣完了，他們必須到澳門去過冬。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與外國人做買賣的，十三行的行總是十三行的領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外商到廣州照法令不能坐轎，事實上官吏很通融。他們在十三行住的時候，照法令不能隨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領導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們不能帶軍器進廣州，“夷婦”也不許進去，以防“盤踞之漸”。頂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第一個耶穌教傳教士馬禮遜博士的中文教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須隨帶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表示他是去買鞋子的，不是去教書的，毒藥是預備萬一官府查出，可以自盡。

那時中國的海關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guī)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貨價的百分之二十。中國法令規(guī)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上，官吏絕守秘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納稅都經(jīng)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中國那時對于法權并不看重。在中國境內，外國人與外國人的民刑案件，我國官吏不愿過問，那就是說，自動地放棄境內的法權。譬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一個法國人在廣州殺了一個英國人，廣州的府縣最初勸他們自己調解，后因英國堅決要求，官廳始理問。中國與外國人的民事案件總是由雙方設法和解，因為雙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國人殺了外國人，官廳絕不偏袒，總是殺人者抵死，所以外國人很滿意。只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案子麻煩，中國要求外人交兇抵死，在18世紀中葉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則拒絕交兇，拒絕接受中國官廳的審理，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刑罰太重，審判手續(xù)太不高明。

外國人最初對于我們的通商制度雖不滿意，然而覺得既是中國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18世紀末年（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外國人的態(tài)度就慢慢地變了。這時中國的海外貿易大部分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手里，在廣州的外國人之中，英國已占領了領袖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yè)革命已經(jīng)起始，昔日的手工業(yè)都慢慢地變?yōu)闄C械制造。海外市場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中國對通商的限制，英國認為最不利于英國的商業(yè)發(fā)展。同時英國在印度已戰(zhàn)勝了法國，印度半島全入了英國的掌握，以后再往亞東發(fā)展也就更容易了，因為有了印度做發(fā)展的根據(jù)地。

當時歐洲人把乾隆皇帝作為一個模范的開明君主看，英國人以為在華通商所遇著的困難都是廣州地方官吏做出來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是乾隆帝滿八十歲的那年，如果英國趁機派使來賀壽，那就能得著一個交涉和促進中、英友誼的機會。廣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虛榮心，竭力慫恿英國派使祝壽。于是英國乃派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為全權特使于1792年來華。

馬戛爾尼使節(jié)的預備是很費苦心的，特使乘坐頭等兵船，并帶衛(wèi)隊，送乾隆的禮物都是英國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家。英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唯必須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幾個：第一，英國愿派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愿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廷必以最優(yōu)之禮款待之。第二，英國希望中國加開通商口岸。第三，英國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第四，英國希望中國給他一個小島，可以供英國商人居住及貯貨，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

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興迎接英國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當作一個藩屬的貢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禮。馬戛爾尼最初不答應，后來有條件地答應。他的條件是：將來中國派使到倫敦去的時候，也必須向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派員向他所帶來的英王的畫像行跪拜答禮，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國不接受他的條件，也就拒絕行跪拜禮。乾隆帝很不快樂，接見以后，就要他離京回國。至于馬戛爾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國都拒絕了，那次英國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敗了。

18世紀末年和19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侖戰(zhàn)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yè)的發(fā)展。等到戰(zhàn)事完了，英國遂派第二次的使節(jié)來華，其目的大致與第一次同。但是嘉慶給英使的待遇遠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并且私人對中國的感情也不好。

英國有了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關系是特別的，在鴉片戰(zhàn)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到了19世紀，我們只能在國際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慶、道光、咸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歷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地踏進大世界的生活，就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但是我們有與外人并駕齊驅的人力物力，只要我們有此決心，我們可以在19世紀的大世界上得著更光榮的地位。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近代史，必須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困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