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審判王洪文
　　口述/王文正文/沈國凡
　　緊急通知
　　1980年7月10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突然找到我，說是有重要的事情與我談。見面之后他告訴我說：“王文正同志，你趕快準備一下，三天內(nèi)就把工作移交好�！�
　　7月15日上午9時，我在上海虹橋機場登上飛機。10時30分，飛機在首都機場降落。
　　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當我提著行李走出機場時，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派來接我的一位處長早已等候在機場外面了。
　　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我乘車直奔國務(wù)院第二招待所。
　　當我走到招待所的大門前時，曾漢周早已站在那里等候我了。
　　我心里不停地問：曾漢周等我到底有什么事？
　　曾漢周，江西瑞金人，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這位大法官是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他身材魁梧，走上前來，緊緊握住我的手說：“王文正同志，聽說你不愿來呀！”
　　曾漢周如此親切地稱呼我，我那顆懸著的心才落了下去。我忙說：“曾院長，你千萬不要誤會，不是我不愿來，而是……”
　　那時，粉碎“四人幫”才三年多，上海的形勢曾漢周是明白的，他會意地點點頭，然后將手用力一揮，說：“別管他們，我們盡力將我們的事情干好。”
　　這時我才知道，1980年7月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就曾給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黨組發(fā)過一封電報，讓該院黨組通知我速來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報到。電報發(fā)出后，上海方面不同意我去北京。
　　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曾漢周再次給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去電話，限我在五日之內(nèi)必須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報到。
　　當天下午，曾漢周再次來到國務(wù)院第二招待所，對我布置了工作。曾漢周說：“這次讓你到北京來，是參與公安部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預(yù)審，便于了解案情，為將來的公開審判做準備。對于我們國家的任何一個法官，這都是一件從未做過的工作，對于我們國家和最高人民法院，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接觸過的事情。它關(guān)系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命運，責任如山。每一個法官都不能以個人的感情用事，都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辦事。你來自被‘四人幫’長期控制的上海，就分在王洪文一案的預(yù)審組。辦公地點在秦城監(jiān)獄�！�
　　我懷著一種光榮而神圣的歷史責任感，參加了這場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莊嚴審判。
　　原來，自1976年10月6日一舉粉碎“四人幫”之后，中共中央就迅速成立了專案組，負責審查“四人幫”反黨集團的罪行，接著向全黨全國人民發(fā)布了三批揭露“四人幫”罪行的材料。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與會同志對林彪、“四人幫”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機成立各種專案組迫害干部都十分氣憤，認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jiān)督，設(shè)立專案機構(gòu)審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接著成立了以陳云、鄧穎超、胡耀邦、黃克誠為書記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成立后的中紀委立即從原來的專案組手中接手林彪、“四人幫”兩個案子，由中紀委二辦負責繼續(xù)審查工作，歷時一年多。
　　中紀委認為，林彪、“四人幫”的案件不僅涉及到黨內(nèi)的紀律，同時觸犯了刑律，不但給黨也給國家和民族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應(yīng)該由司法機關(guān)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對他們繩之以法。
　　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事關(guān)重大，不僅直接關(guān)系到國家的安危和社會的穩(wěn)定，關(guān)系到中國未來的命運，同時也會在國際上引起各種各樣的反響。為了做好這項工作，中共中央決定在黨內(nèi)成立“兩案”審判指導(dǎo)委員會。
　　1980年3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決定由彭真出任指導(dǎo)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彭真、彭沖、江華、黃火青、趙蒼璧、王鶴壽、伍修權(quán)七人組成。
　　1980年3月17日，“兩案”審判指導(dǎo)委員會正式開始投入工作。
　　按照司法程序，“兩案”應(yīng)由公安部預(yù)審，檢察院起訴，法院審判。公安部根據(jù)中央指示調(diào)集河北、遼寧、黑龍江、江蘇、浙江、河南六省的公安廳廳長帶領(lǐng)干部組成若干個預(yù)審組，并調(diào)來其他省市的部分公安干部參加。自1980年5月26日開進秦城監(jiān)獄，開始對案件進行依法偵查預(yù)審，并在此基礎(chǔ)上著手起草起訴意見書。
　　為了慎重，更為了對歷史和人民負責，自始至終最高人民檢察院都派出工作人員參加，提前介入整個偵查預(yù)審過程。同時，最高人民法院根據(jù)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決定，也從十四個省市調(diào)集司法干部參加預(yù)審工作。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被最高人民法院的電報和電話催到北京，擔任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審判員的。
　　主審?fù)鹾槲慕M織上海武裝叛亂一案
　　張春橋、王洪文策動上海武裝叛亂，是確定“四人幫”是否為反革命集團的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問題。
　　1980年12月13日上午9時，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開庭。
　　江華庭長出席，特別法庭副庭長兼第一審判庭審判長曾漢周主持，由我和審判員王戰(zhàn)平、曹理周三人擔任主審。
　　王洪文到庭后，沒有勇氣抬起頭來看一眼審判臺上的法官。在人民的正義審判面前，他那曾經(jīng)不可一世的頭低了下去，神色顯得異常黯然。
　　審判員王戰(zhàn)平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你與張春橋、姚文元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以上海為基地，抓武裝力量，在你們面臨覆滅之際，策動武裝叛亂。本法庭就這一指控中有關(guān)你的問題進行法庭調(diào)查。”
　　王戰(zhàn)平問道：“被告人王洪文，起訴書中指控，1976年9月23日，你在電話中對王秀珍說‘要提高警惕，斗爭并未結(jié)束，黨內(nèi)資產(chǎn)階級是不甘心失敗的，總有人會抬出鄧小平的’。你說過這話沒有？”
　　王洪文承認：“在電話里向王秀珍說過這個意思，那時候就是怕鄧小平上臺�！�
　　然而，法律是以事實為依據(jù)的，僅王洪文承認了還不行，接著法庭傳王秀珍到庭。王秀珍在法庭上交代了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后，她和徐景賢等“四人幫”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在上海妄圖策劃和指揮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經(jīng)過。她承認：由于王洪文在前曾作過“指示”，所以“四人幫”一垮臺，“我們就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必須立即組織武裝，在上海實行叛亂”。
　　王秀珍回答了1976年9月23日與王洪文通電話的內(nèi)容，并說明當時作了電話記錄。最后王秀珍承認“這次上海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組織者和指揮者是我和徐景賢，罪魁禍首是張春橋和王洪文”。
　　但是，僅有王秀珍的證言仍不能定罪，法庭當場播放了王秀珍當時的電話記錄投影，并由我當庭宣讀了1976年9月23日的電話記錄：“洪文同志電話指示：……要提高警惕，斗爭并未結(jié)束，黨內(nèi)資產(chǎn)階級他們是不會甘心失敗的，總有人會抬出鄧小平的�！�
　　通過當庭對質(zhì)，人證物證都擺在了王洪文面前，當審判員問他還有什么話要說時，王洪文痛苦地微微搖了一下頭說：“沒有什么話要說，這個責任主要是張春橋和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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