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義德作品系列：知識分子論（三版）》為薩義德總結(jié)上世紀90年代中期文學、文化、政治批評的經(jīng)驗，對“知識分子”這一重要議題所做的系列反思。他尖銳地指出，在當今媒體發(fā)達、政治與學術利益交融的時代，所謂知識分子已經(jīng)是一種特殊專業(yè)，集編輯、記者、政客及學術中間人于一身。他（她）們身不由己，往往成為各種權力結(jié)構中的一員，反而在去國離鄉(xiāng)的移民群落中，在甘居異端的“業(yè)余者”、“圈外人”中，我們方能得見知識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風骨典型。
瑞思系列演講（Reith Lectures）自1948年由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肇始，其間雖有幾位美國人應邀發(fā)表演講，如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瑟爾（John Searle，1932-），但在美國還找不到足以等量齊觀的系列演講。①我生長于阿拉伯世界，曾在廣播中聽過一些，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1950年湯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英國歷史學家）所發(fā)表的系列演講。在當時的阿拉伯世界里，英國廣播公司是我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現(xiàn)在類似“倫敦今天早晨表示”的用語在中東地區(qū)依然很普遍。使用這類說法時總是假定“倫敦”說的是真理。對于英國廣播公司的這種看法是否只是殖民主義的遺緒，我不得而知；但是英國廣播公司在英國國內(nèi)外公眾生活中所享有的地位非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那樣的政府機構和包括有線電視新聞網(wǎng)[CNN（Cable News Network）]在內(nèi)的美國電視網(wǎng)可比，這是不爭的事實。原因之一就是：英國廣播公司所播送的瑞思系列演講和許多討論會、紀錄片這類節(jié)目，并不像官方核準的節(jié)目，而是提供聽眾和觀眾一些場合，可以廣泛接觸到嚴肅且往往是精彩的題材。
因此，英國廣播公司的安妮·溫德（Anne Winder）提供我做1993年瑞思系列演講的機會時，我備感榮幸。由于時程安排的問題，無法在慣常的一月時段進行，于是雙方同意改到六月下旬。然而，幾乎是打從1992年末英國廣播公司宣布有關此次系列演講的消息之后，就有人批評根本不該邀我主講，批評的人雖然不多，但反對的聲浪卻持續(xù)不斷。有人指控我積極參與爭取巴勒斯坦人權利的戰(zhàn)爭，因此毫無資格登上任何嚴肅或尊貴的講壇。這只是一連串明目張膽反知識、反理性論點的開始；反諷的是，所有這些批評反而支持了我系列演講的主題：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yè)余者”、攪擾現(xiàn)狀的人（outsider，“amateur，”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
薩義德（1935-2003）當今世界極具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批評家之一。出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國占領期間就讀于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求學，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63年起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講授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代表作有：《開始：意圖與方法》、《世界文本批評家》、《東方學》、《文化與帝國主義》、《知識分子論》、《巴勒斯坦問題》等，薩義德還是有名的樂評家、歌劇學者、鋼琴家，并以知識分子的身份積極參與巴勒斯坦的政治運動，為巴勒斯坦在西方世界雄辯的代言人。
譯者序
序言
第一章 知識分子的代表
第二章 為民族與傳統(tǒng)設限
第三章 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
第四章 專業(yè)人士與業(yè)余者
第五章 對權勢說真話
第六章 總是失敗的諸神
附錄一 論知識分子——薩義德訪談錄
附錄二 擴展人文主義——薩義德訪談錄
附錄三 薩義德專著書目提要
索引
后記
大約在1968年，知識分子大都舍棄了出版社的守護，成群結(jié)隊走向大眾媒體——成為新聞從業(yè)人員、電視電臺訪談節(jié)目的來賓和主持人、顧問、經(jīng)理等等。他們不但擁有廣大的閱聽大眾，而且他們身為知識分子畢生的工作都仰賴閱聽大眾，仰賴沒有面目的消費大眾這些“他者”所給予的贊賞或漠視�！按蟊娒襟w借著擴大接受的領域，降低了知識分子合法性的來源，以更寬廣的同心圓——那些要求較不嚴苛因而更容易獲取的同心圓——包圍了職業(yè)的知識分子，而以往職業(yè)的知識分子是正統(tǒng)的合法性的來源�！蟊娒襟w已經(jīng)打破了傳統(tǒng)知識階層的封閉，以及傳統(tǒng)知識階層的評價規(guī)范和價值標準�！雹�
德布雷描述的幾乎完全是法國當?shù)氐那榫常悄闷苼鲆詠砟莻�社會中的世俗勢力與帝國、教會勢力斗爭的結(jié)果。因此他所描寫的法國景象很難出現(xiàn)在其他國家。以英國為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的主要大學幾乎無法以德布雷的方式來描述。即使牛津和劍橋的教師在大眾領域主要也不是以法國式的知識分子為人所知；雖然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英國的出版社強大且具影響力，但出版社和旗下的作家并未形成德布雷所說的那種法國的精神家族。然而，德布雷的一般論點卻是成立的：成群的知識分子與社會公共機構結(jié)盟，并從那些機構中得到權力和權威。這些有機的知識分子隨著機構的興衰而興衰——此處“有機的知識分子”一詞系套用葛蘭西的用語。
然而問題依舊存在：獨立、自主的知識分子，不依賴、因而不受制于他或她所附屬的機構的知識分子，是不是或可不可能存在（這些機構包括付他們薪水的大學，要求忠于黨的路線的政黨，以及智囊團——這些智囊團盡管提供研究的自由，卻可能以更微妙的方式來妥協(xié)其判斷、限制其批評的聲音）？德布雷暗示，知識分子的圈子一旦超出了成分類似的知識分子群——換言之，當取悅閱聽大眾或雇主取代了依賴其他知識分子的辯論和判斷時——知識分子這一行不是被廢掉，就是必然受到約束。
我們再度回到我的主題：知識分子的代表。我們想到個體的知識分子時——我在這里的主要關懷是個體——究竟強調(diào)的是描繪此人的個性，還是把焦點放在此人身為一分子的團體或階級？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影響我們期盼于知識分子對我們的發(fā)言：我們聽到或讀到的是獨立的看法，還是代表一個政府、一個有組織的政治理念、一個游說團體？19世紀對于知識分子的代表傾向于強調(diào)個性，知識分子經(jīng)常像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或喬伊斯的戴德勒斯那樣，是個獨立、孤高的人，根本不順服社會，因而是完全自外于社會定見的反叛者。20世紀愈來愈多的人士屬于所謂知識分子或知識階層的團體（經(jīng)理、教授、新聞從業(yè)人員、電腦或政府專家、游說者、權威人士、多家報刊同時刊載的專欄作家、以提供意見受薪的顧問），不由得使人懷疑作為獨立聲音的個體知識分子根本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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