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拙著《人間詞話譯注》的一個增訂本，應香港某出版社之邀而作。由于好事多磨，盡管已經(jīng)到達植字制作的最后階段，但終究還是未能付印。
這本書由大陸到臺灣，再由臺灣經(jīng)香港，返回大陸，其間種種，似頗有某些未曾為外人道，或未曾完全為外人道者，謹借此機會，記述如下。
一、著書立說與里程標志
在武夷山召開的中國首屆柳永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應邀講話，我曾說過：“ 過去一百年，乃著書立說之一百年�！比欢�，是否人人著書、人人都曾立說呢？到了世紀之末，某些人不僅立說，而且立學，其“說”與“學”究竟在哪里呢？此“說”與“學”是個什么物事，能不能拿出來看看？這一切，看來都應當問個究竟。而依我所見：一百年當中，有意立說，并且真正立了說的學者，可能只有兩個人。一為王國維，一為胡適。王國維標榜“詞以境界為最上”，倡導境界說，這是劃時代的創(chuàng)立；胡適提出“大膽的設想，小心的求證”，雖與一般意義上的學說有異，但其開天辟地的創(chuàng)立，卻不能不承認其為“時或稱而道之”（《莊子 ? 天下篇》）的百家學說中之一家。二氏創(chuàng)立，皆甚有功翰苑。
就詞學而論，王國維與胡適之所創(chuàng)立，主要體現(xiàn)在分期、分類上。分期與分類，是從縱橫兩個不同角度所進行的一種判斷與劃分。《文賦》稱“操斧伐柯”，所指應當就是這么一種本事，這是一種大本事。面對千年詞業(yè)，無論怎么繁復多樣，千頭萬緒，只要巨斧一揮，就看得一清二楚。如曰“詞以境界為最上”，有最上者，必有最下，那就是沒有境界的詞。是分類，也是分期。以前論本色，看似與非似，而今說境界，看有與無有。這就是非常清楚的一道分界線。以此劃分今與古，判斷新與舊，旗幟鮮明。這是王國維對于千年詞業(yè)的判斷與劃分。而胡適之所謂詞本身歷史（805—1250 年）、詞替身歷史（1250—1650 年）、詞鬼歷史（1650—1900年）三個大時期以及第一個大時期之三個階段——歌者的詞、詩人的詞、詞匠的詞，其劃分、判斷，亦十分干脆利落。一個著眼于意和境，以有盡、無窮評定優(yōu)劣、高下；一個著眼于人和事，以匠手、天才評定高下、優(yōu)劣。前者以治哲學方法治詞，能寫、能觀，善入、善出，充滿睿智；后者以治史學方法治詞，設想、求證，選擇、去取，代表識見。二氏皆不愧為二十世紀的大學問家。
操斧伐柯，分期、分類，這是做學問的方法，也是一種標準。人人著書，是否人人都曾立說？于此似可看個究竟。在一定意義上講，方法似乎更為重要。例如胡適，他的半部哲學史和半部文學史可以不要，而方法則不能不要，千秋萬代之后，可能依舊用得著。有感于此，我也曾嘗試對中國詞學史進行判斷與劃分。依據(jù)文學批評模式的傳承及運用，我將全部詞學史劃分為二段：古詞學與今詞學。二段劃分，以1908 年為界線，因為這是王國維《人間詞話》手訂稿發(fā)表的年份。在此之前，通行本色論；在此之后，出現(xiàn)境界說。所以，詞界也就有了舊與新之分以及古與今之別。這一意思，本書“導讀”（香港版）已說明。在這一基礎之上，再將今詞學劃分為開拓期（1908—1918 年）、創(chuàng)造期（1919—1948 年）、蛻變期（1949—1995 年）三個時期，并將蛻變期劃分為三個階段——批判繼承階段（1949—1965 年）、再評價階段（1976—1984 年）、反思探索階段（1984—1995 年）。這是1908 至1995 年間事。1995 年以后，屬于新的開拓期。經(jīng)此劃分與判斷，對于全部詞學史，相信已有了個印象。
有此印象，我曾進一步嘗試，將李清照“別是一家”說、王國維境界說以及吳世昌詞體結構論，看作中國詞學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三座里程碑，三段里程，三個里程標志。第一段，一千年，屬于李清照地段；第二段，一百年，屬于王國維地段；第三段，吳世昌地段，目前尚無立足之地，可能是今后一千年。李清照主本色，講求似與非似；王國維主意境，講求有與無有；吳世昌主結構，講求生與無生。三個代表人物，各有目標，各有創(chuàng)立，容當小心求證，細加論列。2002 年9 月6 日，我在北京師范大學一百周年校慶的演講，可看作是一種大膽的設想，有機會將繼續(xù)加以發(fā)揮。
二、人文精神與文化闡釋
一部《人間詞話》，一百五十六則，其價值究竟何在？是不是只在詞學上面？恐怕未必。歷年來，講授“古典文學專題”，我曾與諸生共同探研這一問題。以為：這是牽涉到天、地、人三者關系的問題，屬于一種人文精神思考，并非只是在詞學上面討生活，宜深入一層加以推究。如曰：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敖K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在誰家樹”似之。
又曰：
尼采謂：“ 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后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又曰：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nèi)，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nèi)，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nèi)，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夢見。
三段話，敷陳排列，皆于兩相對比中，展示觀感。憂生與憂世，擔荷人類罪惡與自道身世之戚，大與小之不同，明顯可見。能入、能出，有生氣、有高致，與于此二事皆未夢見者相比，其優(yōu)與劣之區(qū)別，亦判若黑白。這就是一種人文精神思考。既有遠大的追求，又有具體的方法與途徑。一部《人間詞話》，其價值我看就在于此。
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表層與深層，或者“域于一人一事”與“通古今而觀之”。對于二者的認識與把握，王國維確實有其高明之處。明白這一點，以其思考讀詞，必有所得。
例如，李煜《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首詞作于宋太宗（趙光義）太平興國二年（977）正月，乃作者被俘至汴京之第二年。說人間，說天上；說過去，說現(xiàn)在。無窮無盡憂愁。所創(chuàng)造境界，已將人間、天上界限打通。說明作者所想，并非局限于以往的人和事，諸如故國、故宮等等，因而也就不同于道君皇帝（趙佶）之自道身世之戚；其所想，乃一種大承擔。用王國維的話講，就是對于人類罪惡的一種大承擔。這就是一種超越。所以，每次演講，解讀此詞，我將“往事”理解為“春花秋月”，以為春花秋月一般美好的人和事。一千年前，作者如此想象；一千年后，讀者亦如此想象。這首詞也就傳之久遠。
這是因王國維思考所引發(fā)的聯(lián)想。王國維思考，貫通古今之變，洞察人天之際，所謂文化闡釋，應當可從中得到啟示。
三、走出誤區(qū)與回歸本位
《人間詞話》的價值，超出于詞學，而就其命題看，又明顯為著詞學。因此，探研有關問題，還得回到詞學上面來。
《人間詞話》問世至今，將近一百年。如上文所說，這是屬于王國維的地段。但是，這一百年，所經(jīng)歷的道路卻不平坦。本書 “導讀”（香港版）將其劃分為兩段：一為清末民初至四十年代末期之四十馀年，一為五十年代以后之四十馀年。兩個四十馀年，兩段經(jīng)歷。于前一段，境界說的倡導，不僅取代不了本色論，而且被推衍為風格論，在詞界并不怎么受重視。盡管已有若干讀本及評介著述出版，詞界所通行的也還是本色論。于后一段，風格論盛極一時，境界說的回歸與再造，遲遲未能實現(xiàn)。
在王國維地段，境界說之被推衍為風格論，是二三十年代的事，由胡適、胡云翼二氏所促成。具體步驟，我曾有專文列述（見《以批評模式看中國當代詞學——兼說史才三長中的“識”》），此不贅。以下著重說境界說的回歸與再造。
境界說之被推衍，就是被異化，由“詞以境界為最上”，變成詞以豪放為最上。異化過程，由前一個四十馀年，延伸至后一個四十馀年，歷經(jīng)創(chuàng)造期三十年，乃至蛻變期的三個階段。批判繼承階段，以風格定高下，不僅重豪放、輕婉約，以豪放為最上，而且推主流、反逆流，以愛國主義為最上。再評價階段，撥亂反正，一切翻轉過來，其所奉行，仍然是風格論。當其時，風格論既已被推向極頂，因而也就面臨著絕境。反思探索階段，二派說或者二分法失去支持，多元論出現(xiàn)，既講主體風格，又講其他風格。某些有一定創(chuàng)造精神的風格論者，進而改弦易轍，回歸境界說。這就是美學闡釋和文化闡釋。
過去一百年，從境界說之被推衍、被異化，到回歸與再造，走了一大圈，終于返回本位。當中有些事情，恐為王國維所料想不到。不過，這一百年，畢竟屬于王國維，屬于王國維地段，屬于王國維時代，王氏于地下有知，當感到欣慰。
步入新世紀，元亨利貞，萬物資始，王國維的人文精神思考，必將重新引起注視；《人間詞話》亦將越來越顯示其價值。
我的這一增訂本，于此時返回大陸，應猶未晚。希望對于當下之“學”與“思”，能夠提供參考。不妥之處，亦盼大方之家，有以教之。

施議對

二○○二年夏歷壬午冬至（十二月二十二日）
于濠上之赤豹書屋